《农民“老哥”与县长“兄弟”的故事》——本刊记者 关学瑞 今年9月6日，我在《山西农业》杂志社驻临汾记者站再次遇到了苗根生。老苗年近六旬，身材瘦削却精神抖擞，性格直爽。他一踏入门就兴奋地高声喊道：“我又去拜访陈纲了。”他不在场，我拨通了电话，对方表示之前已与大宁时期的县长助理沟通，答应为我贷款三万元，以便我修建猪圈。此外，他还委托朋友让我在唐尧大酒店过夜，并给了我五百元。我婉言谢绝，觉得他过于关心，无需金钱，但他回应说：“待你日后富贵，我便不再如此担忧。”老苗感慨万分，“陈纲真是够意思，他不以农民身份为由而轻视我们。”苗根生，大宁县三多乡上合堡村的普通农民，与陈纲——临汾霍州市市长，相隔数百公里，本应是八竿子打不着的陌生人。然而，他却称呼陈纲为老哥，这其中缘由，得从一件上访官司讲起。苗根生觉得，直呼陈纲的名字才更像是兄弟间的称呼，于是便不再称他为陈县长，而是改口叫陈纲。他说：“听着别扭，你是老哥，哪有哥哥称呼弟弟官衔的？直接叫陈纲才像个老哥。”苗根生所居住的上合堡村，原本拥有530亩耕地。在1958年进行人民公社化改革之际，该村与上东堡、下东堡等五个自然村落合并，构成了一个新的行政村。到了1962年，随着农村改革的实施，经济核算单位得以缩小，实行三级所有、以队为基本核算单位。根据当时的相关政策，在分配土地时年长子县县长，上合堡村的120亩耕地被划拨给了上东堡村。1974年，苗根生，年方33，担任了上合堡生产小队长的职务。他对此感到难以接受，于是亲自前往人民公社，寻求公道，索要土地。这片土地，是祖辈们留下的，为何要让他人随意占用？在担任小队长六年间，他始终坚持自己的立场，与村里人一同进行了六年的“抢地”斗争。然而年长子县县长，这种持续的摩擦让领导层感到疲惫不堪，最终不得不“咔嚓”一声，剥夺了他的职位。然而，1998年，苗根生却意外地再次被选为上合堡村的村民小组长。这位组长重提旧事，竟然再次提出要地。他甚至言语粗鲁，将前来村里征收农业税的乡政府女领导驱逐出村。他如此固执己见，结果不出所料，仅仅一年后，他的小组长职位就被撤销。原本心中就存有不满，这次再次被撤职更是让他怒火中烧，不仅激怒了耿直的苗根生，也引起了众乡亲的不满。众人一致决定联名签字按指印，推举老苗为代言人，浩浩荡荡地前往政府投诉。1999年，他递交了一份诉讼文书，使得那座县政府堂而皇之地站在了人民法院的被告席上。2000年12月29日和2001年3月21日，《临汾日报》的晚报版分别在头版头条位置报道了这起“村民起诉县政府”的事件，引起了临汾市的广泛关注。十年间，他走遍了从村到乡，从乡到县，从县到市，从市到省，再到首都北京的路途，频繁地上访申诉，成为了全县闻名的“上访达人”。面对家破人亡的痛苦经历，老苗并非为了个人，而是为了全村人的利益，他打官司时始终理直气壮。然而，赢得诉讼并不必然意味着能够实现胜诉的结果；尽管合堡村在六次诉讼中均取得了胜利，但执行起来却始终无法落实。当年土地的划拨，依据的是中央政策和国家规定，而时至今日，已过去几十年，事情变得复杂且难以理清。苗根生性格刚强，执着于自己的原则，就像是骑在老虎背上，手不敢放松，人也难以下来。十年间，苗根生上访走了多少路？他列举了一组数字：北京去了13次，太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