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与技术文化的起源可以追溯到人类文明的初期，这一发展始于人类对各种工具的运用。科学文化的形成可以追溯到17世纪，那时自然哲学家和博物学家建立了科学的体系。随着18世纪英国工业革命和法国启蒙运动的兴起，以及19世纪现代工业化的推进，科学文化得到了显著的进步和发展。科学文化的广泛传播催生了现代文明，这一文明与现代性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在信息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技术文化正与后现代主义相互映照，共同探讨着当代技术文明对人类身体进行的改造，以及这一改造如何引发人类对自身具身体验的全新认识。
科学文化和技术文化都属于当代科技哲学文化转向的产物。科学文化是科研工作者在科研实践中所展现的生活方式与价值取向，它构成了科学界内部的共同准则，涵盖了知识、技能和观念的融合，尤其突出了科学理念、研究方法和精神风貌等超越具体内容的“精神”规范。相较之下，技术文化则更注重与物质相关的身体、身份和主体性问题，人们通过技术手段进行自我塑造，甚至改造自身身体。技术文化在技术调控的文化背景下，寻求表达对技术改造后身体认知的新方式。
任何文化的传播都有赖于具体的人际交流和实践活动来实现。科学中心肩负着科学普及的重任，在展品研发过程中，科学传播的体现可通过展品图文版所展示的科学原理来向观众阐释，揭示展品所蕴含的科学内涵。然而，这种科学内涵主要是指显性的科学知识，而诸如科学思想、科学方法和科学精神等隐性的科学内容则难以充分表达；至于展示科技对人类身体和主体性影响这类技术文化领域的内容，在科学中心传统以学科为主题设计的展厅中，实现其展示与传播的难度更大。这就意味着科学中心的展览项目研发设计需突破传统的思维定式，对展览的内涵进行深入挖掘，从素材搜集、内容呈现以及展示手法等方面寻求创新，旨在构建适合传播科技文化的展览内容、形式、模式以及运作机制。
在科技叙述方面，需讲述科技背后蕴含的人文故事。对于叙事的研究历史悠长。作为一种传播手段，叙事旨在呈现一种基于事实、关于个人经历的详细描绘，这样的叙述方式更易激发观众的回忆、减轻他们的焦虑感，并有效减少观众阅读所需的时间。在人类的认知体系中，叙事方式展现出独有的优越性，其本质上对促进人类信息处理的四个关键阶段——激发动机与兴趣、合理分配认知资源、进行阐释以及将信息转化为长期记忆——起到了积极作用。叙事认知模式是人类思维的默认状态，它为现实世界提供了一种结构，并构成了记忆深层的坚实基础。叙事在认知领域的优势，也有助于科技文化的广泛传播。
叙事本质上具有说服力，有助于向公众普及科学知识，从而提升他们对科技文化的认知、兴趣以及参与热情。相较于数据、解释、推理等传播方式，叙事在向非专业人士推广科技文化方面更为适宜。与传统逻辑严谨的科学传播相比，观众对叙事的理解更为直观，也更容易投身其中。展项的叙事蕴含着科技与文化的精髓，它借鉴了文学领域的叙事学理论，构建了独特的叙事传播理论框架，并将这一理论应用于科技文化的传播实践中。
其次，在科技发展的历史脉络中，有必要重现地域特色的科学精神传承。科学博物馆主要分为自然、工业和综合三大类型。其中，属于第三代科学博物馆的科学中心，一般不收藏实物，其以互动体验为主的展览方式，在揭示知识深层的精神内涵、展示科技对地方社会影响等方面，存在一定的传播局限。一种突破科学中心固有边界的途径，便是将科学中心的互动展览与科学工业博物馆的陈列相结合，引入人工制品的展示，如科学实验设备、技术革新成果、工业装置等，以及复制品的展出。更进一步，还可以纳入自然博物馆的展品，诸如动植物矿物标本等自然物品。如此一来，科学中心得以回归到广义的科学博物馆范畴，科技被置于更为广阔的历史与自然背景之中，从而丰富了科技知识的内涵，使之成为科技文化的一部分。
亨里埃塔·利奇，作为当代博物馆人类学与批判性策展研究的学者，在研究博物馆环境中展览如何产生意义时，将研究方法细致划分为两部分：一是对物品、文本以及视觉形象等元素内部结构的“诗学”分析；二是将展览视为一个权力机构，强调其在语境和权力关系表达方面的“政治学”考量。策展策略在科技史视角下，既带有诗意色彩，亦蕴含政治意味；它构成了展览内部的有序结构，同时也映射出支撑这一结构的特定地域政治与社会背景。科技史的发展能够促进这种内在秩序向外部世界的映射转变；在科技馆全球化的背景下，我们可以引进来自不同国家的展览；通过这些展览，我们可以领略到世界各地人民对科技意义和发展的思考；借助人类共有的同理心，我们能够构建起区域间人与人之间的联系，搭建起连接不同国家间的沟通桥梁，促进文化对话；共同传承历史，引领未来。
在科技美学领域，人类需被视为自然界的鉴赏者。科技与艺术均构成了审视人类与宇宙的视角，其中科技专注于自然界，视人为自然秩序中的一部分。而艺术则专注于人类自身，将人的体验视为认识自我与自然的起点。科技与艺术均源于西方的人文主义思想传统。科学技术哲学专家孟建伟对西方人文主义进行了分类，总结出三种主要形态：一是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它推崇“完整的人”“完全的人”或“完美的人”的理想，展现了理性与感性（非理性）、科技与人文（艺术）的和谐融合；二是现代西方人本主义的人文主义，它突出“非理性的人”的概念，呈现出感性（非理性）与理性、艺术（人文）与科技，以及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之间的尖锐对立；三是后现代主义的人文主义，它关注“人”及其“人性”的消解，科技与人文的关系呈现出两种相反的趋势：一方面，科技与人文的分离和对立现象愈发严重；另一方面，在两种文化之间，又悄然出现了一种微妙的整合趋势。相应地，在当代的科技文化领域，科学与艺术既存在对立，又融合于后现代主义所倡导的人文主义精神之中。科学中心的观众在参与和体验展项的过程中，实际上进行着一种审美活动。科技美学作为一种手段和机制，其重要性贯穿于“展览-观众”互动的全过程：在互动之前，通过新颖的现象吸引人们的兴趣；在互动过程中，通过感官的交互激发体验；而在互动之后，则通过心灵的共鸣延续其韵味。
最后在科技艺术层面上要注重数字技术影响下的展项叙事。尼尔·波兹曼，作为媒介环境学派的创始人，在其著作《技术垄断：文化向技术投降》中，通过对人类文明发展历史的深入剖析，揭示了我们所经历的三个主要文化时期。首先，在制造工具的文化阶段，工具主要服务于人类的物质和精神需求，并未对文化的尊严与完整性造成影响。其次，技术统治的文化阶段，望远镜的发明催生了科学革命，推翻了地球中心论，尽管工具试图融入文化，但尚未真正成为文化的一部分。最后，我们目前所处的技术垄断阶段，技术的飞速发展颠覆了人类中心主义，导致人们必须在机器和技术中寻求生命的意义。自20世纪70年代起，数字技术的触角日益扩张，其影响力亦日益显著。作为推动变革的核心力量，数字技术已深入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从医疗领域机器与生物体的交融，到日常生活中眼镜、手机等辅助工具的广泛应用，人类在后现代社会的生存状态已经不再是纯粹的天然状态。唐娜·哈拉维，这位在科学技术研究（STS）领域具有重大影响力的学者，同时也是女性主义理论家和跨物种伦理哲学家，她提出了一个以模糊人、动物、机器界限为特征的赛博格概念。这一概念旨在重建一种多维度、差异化、多元化的后现代主体，这种主体在主客体以及主体间边界上呈现出模糊性，虚拟与真实相互交织，并融合了后现代的破碎、不确定性和多重自我特质。数字人文的兴起及其发展历程，充分展示了科技与文化相结合的潜力。借助数字艺术作品，我们得以传达并映射出当代科技文化的丰富内涵，这同样成为了科学中心推广科技文化知识的有效途径。
总体来看，正如媒介理论专家马歇尔·麦克卢汉所坚信，科技的发展将引领一个非集中化的民主社会，并孕育出万物共融的文明理念，社会哲学家刘易斯·芒福德同样推崇科技与文化之间的和谐共生，在这种科技文化语境的影响下，人类、科技与文化三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将最终实现一种有机力量、科技力量与文化力量之间的和谐平衡。为了实现这一目标，科学中心展览研发部门必须持续增强在科技叙事、科技史（尤其是科技思想史）、科技美学以及科技艺术等领域的专业能力，同时在策划展览时巧妙地融合这些能力，将传播科技文化作为己任，努力消除科技与文化的隔阂，共同营造人类、科技与文化三者和谐共生的良好生态。
本篇系我国科普研究机构承担的《科学精神与科学方法传播途径及策略探究》（项目编号：250103）项目在阶段性进展中取得的成果。
（张娜 广东科学中心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