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及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因，多数人最先联想到的是德国在一战结束后的严厉惩罚，这导致了他们强烈的报复心理，进而引发了全球性的冲突。
这种观点实则存在疑点，二战结束后，德国遭受了严厉的制裁，不仅丧失了战前所扩张的全部领土，而且还失去了东普鲁士、波美拉尼亚等原本的核心地区，剩余的领土更是被分割成四个部分，同时还要继续偿还巨额赔款，那为何德国在二战之后并未再次挑起世界大战呢？
反过来思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意大利和日本这三大轴心国中，唯有德国最终战败，而意大利和日本则是一战的胜利者。尽管如此，他们并未像德国那样怀有强烈的复仇心理，那么，他们为何也会成为战争的策源地呢？
实际上，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一场涉及多方势力激烈角逐的复杂历史事件。为了深入理解这一系列纷繁复杂的变化，我们必须追溯到1919年。那时，巴黎和会盛大召开，众多协约国代表齐聚巴黎，共同商讨如何对德国等战败国进行处置。
尽管与会国家众多，但真正掌握决策权的国家寥寥无几，具体而言，仅有英国、美国、法国、意大利和日本这五个强国。在处理一些至关重要的议题时，意大利和日本甚至会被排除在外，最终的决定权完全掌握在英、美、法这三个主要国家手中。
因此，巴黎和会这种在封闭空间内进行的政治协商，从一开始便注定了无法使所有国家，包括大多数战胜国，都感到满意。
例如在意大利，战后在西亚等区域的领土要求未能实现，其殖民地也未曾显著扩大，大部分利益都被英法美三国攫取。意大利民众深感在一战后承受了巨大的损失，却未获得应有的补偿，因此将这场胜利称为“暗中被刺的胜利”，这也是该国走向法西斯主义的一个诱因。
即便是在英美法三国之间，也存在着众多难以化解的冲突。《凡尔赛条约》正式签署之后，法国元帅福煦曾发出一句预言：“这并非真正的和平，而仅仅是二十年的短暂休止。”果不其然，二十年后，德国突袭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拉开序幕。
许多人误解了这句话的意思，以为福煦认为该条约对德国过于严厉，可能导致德国进行反击，然而实际情况却与此相反。
福煦堪称典型的“鹰派”人物，他坚定地主张对德国实施严厉的制裁。在会议中，他提出了具体要求：在莱茵河的左岸建立一个由法国庇护的“莱茵共和国”，并将法德两国的边界划定为莱茵河。此外，他还主张将德国本土分割成若干个国家，此举意在使德国重返统一前的分裂状态。
然而，这一要求遭到了包括英美在内的多国联合反对，特别是英美的强烈抵制。英国一直坚持“大陆均势”的外交策略，认为战后的德国已不再构成威胁。若德国被如此分割，那些新兴国家很可能会被法国的影响力所笼罩，进而使法国成为英国面临的新威胁。
美国不希望欧洲大陆出现新的强势力量，坚持主张维持德国境内的现状。因此，在英美等国施加的巨大压力之下，法国被迫放弃了其原先的立场。
福煦之所以提出“二十年休战”的预言，是因为他坚信，若德国被彻底分裂，那么它将失去复仇的能力。然而，当前和约对德国的惩罚力度不足，使得德国保留了发动下一次大战的可能。
然而，在巴黎和会上，各国强权并未察觉到这一点；德国是否能够再次挑起战火，那是未来的问题。但无论如何，当前的首要任务是阻止法国，这便是所谓的“追求最大即时利益”。
领悟了此中道理，便能够洞悉随后发生的众多事宜。譬如，美国为何向德国与日本伸出援手，这既是为了从贸易中获益，同时也是为了通过这种方式对欧洲的英国、法国、苏联等国家施加牵制。若这些国家能够相互冲突，对美国来说无疑是最佳的局面。
至于德国和日本是否会向美国发动战争，这将是后续需要探讨的议题。鉴于美国本土被两大洋所环绕，受到德国和日本直接威胁的可能性相对较小。
这是战后的处理方式，既然德国已经崭露头角，为何英法仍旧持续采取妥协政策？让我们回顾到1938年这一历史时刻。
1938年9月，英法德意四国领导人汇聚慕尼黑，共同商议如何处置捷克斯洛伐克问题。然而，作为直接相关国家的捷克斯洛伐克，却未能获得与会资格，只能被动地等待其他列强的决定。
英法最终选择向德国让步，将捷克斯洛伐克的苏台德地区割让给了德国，德国军队轻易地占领了这块重要的战略地带。希特勒宣称“这将是德国最后一次领土要求”，然而，第二年德国便吞并了整个捷克斯洛伐克，紧接着又向波兰索要但泽地区，这无疑是对自己承诺的讽刺和打脸。
这已是往事，众多人误以为绥靖政策仅是英国首相张伯伦的个人抉择，认为他是个畏惧与德国正面冲突的胆小鬼。然而，鲜为人知的是，张伯伦在任时不断强化军事力量，特别是大规模修建了众多机场和雷达设施，这些举措为日后不列颠空战的胜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究其根本，张伯伦的绥靖立场并非出自个人意愿，他在英国民众的广泛意愿面前，仅如一叶扁舟。若他违背民意，民众自会推举一位支持绥靖的首相，届时《慕尼黑协定》仍将得以签署。
为何如此？那是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给英国留下了深刻的伤痛，国民们普遍不愿再卷入战火。他们渴望保持现有的和平局面，守护好自己的殖民地。对于苏台德地区，地处遥远，多数人并不予以重视，所以便顺其自然地放弃了。
这也说明了为何张伯伦在签署条约后回到伦敦时受到了热烈的欢迎，并因此成为了英国最受欢迎的首相之一。若绥靖仅仅是他的个人选择，那么他回国后理应遭遇广泛的批评和指责。然而，实际上，当时英国社会普遍持有绥靖的立场，而像丘吉尔那样坚定反对德国的人却寥寥无几。
法国的状况甚至比英国更糟，一战的西线主要战场位于法国东北部，法国所承受的损失更为惨重，而其基础实力却远不及英国，甚至比不上战败的德国。尽管法国表面上拥有“欧洲最强大的陆军”之称，但实际上，他们既缺乏资金，也缺乏人力来维持这样一支庞大的军队。
法国在一战付出了惨痛的代价，牺牲了一代人的生命。因此，他们普遍不愿再卷入另一场大规模战争。即便在德国突袭波兰之后，仍有众多法国民众坚决反对加入战争，他们高呼“为何要为了但泽牺牲自己”。
苏联自20年代起便与德国展开了紧密的合作。鉴于其在巴黎和会上遭受排斥，苏联与凡尔赛体系亦持有不满。其核心目的是要瓦解这一体系，并重振往日俄国的势力版图，而非对德国实施遏制。
这也说明了为何里宾特洛甫能与斯大林轻松交谈，毕竟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苏德间的联系远胜于苏联与西方国家的联系。1939年，苏联与德国更是缔结了互不侵犯的协议，共同分割了波兰领土。
尽管斯大林深知希特勒的扩张企图，且明白这份条约难以持久，然而这毕竟是未来的事情，现阶段这无疑是捍卫苏联利益的最佳选择。
形容二战前各盟国的状况，若用一个词概括，便是“目光短浅”，这并非个人之短，而是集体乃至国家层面的短视。然而，这种短视亦带有一定的无奈，因为大多数人更倾向于关注眼前的利益。
由此可见，所谓的制裁与复仇主义，仅是二战诸多成因中微不足道的一部分，并非推动战争进程的核心动力。若仅以传统观念中的“正义与邪恶的对抗”或是报复、复仇等角度去审视二战，那么对于理解战争期间发生的诸多事件将变得相当困难。
为何盟国起初未能齐心协力抵御敌人，法国为何迅速溃败，苏德两国缘何紧密协作，英国为何屡次采取妥协政策，美国又为何向轴心国输送石油？这些秉持正义的国家，为何不能携手共同抵御法西斯侵略者呢？
在国际政治的舞台上，根本不存在绝对的正义或邪恶。正义与邪恶往往只是表面上的角色扮演，而真正持续的则是背后利益的较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