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各地在古代都存在着刺字和文身的传统，人们会在身体上刻画文字或图案，随后用墨汁或其他颜料进行涂抹，确保其能够深深嵌入皮肤之下，长久不褪色。除了刺字和文身之外，宋代时期还流行起了一种簪花的风俗。
刺字
宋代沿袭了前朝的风俗，对军人和多数囚犯实施面部或身体其他部位的刺字。对于囚犯而言，这被视为一种刑罚，北宋初期仅限于判处死刑的囚犯，随后其适用范围逐渐扩大至绝大多数囚犯。到了孝宗淳熙年间，刺配法规增至570条。神宗末年，重新修订了黥配法，明确指出：“犯盗窃者，于耳后刺环；犯徒流者，以方形刺之，犯杖责者，以圆形刺之。三次犯杖责之罪，则移至面部，直径不得超过五分。”刺面刑罚分为大刺和小刺两种。对于被认定“性情凶狠”的囚犯，所刻的字迹应略大，且分两面刻制。仁宗皇帝赞同仅刻一面，且字迹可以适当放大。若囚犯被判流放之罪，则在其面部刻上“刺配某州牢城”字样。若罪行未达到此程度，但量刑过重，则在相关字前需加上“特”字。在高宗、孝宗年间，对于被宽恕的“强盗”，会在其额头刺上“强盗”二字，并在脸部刺上大字，标注为“配某州或某府的重役”，亦或是“配某州、府屯驻军的重役”。若这些被宽恕的“强盗”有资格充任士兵，则会在额头刺上“免斩”二字，并在脸部刺上双旗。
北宋沿袭了前朝的风俗，在征召士兵时，于他们脸上刺刻细小的文字，以便识别各自的军号。仁宗初期，对在京东西、河北等地招募的士兵，要求在面部刺上“指挥”二字以便识别。庆历二年，挑选河北、河东地区的壮丁和抄家的男子，在他们的手背上刺字，作为“义勇”。康定年间，在环州和庆州，沿边地区的弓箭手被要求在手背上刺字，以充当寨户。英宗治平元年（公元1064年），陕西地区再次招募义勇，同样是在手背上刺字，但仅限于背部。神宗熙宁七年（1074年），河北地区开始招募蕃人担任弓箭手，这些蕃兵纷纷愿意在左耳部位刺上“蕃兵”二字作为标记。钦宗靖康元年（1126年），朝廷计划在陕西路招募“义勇”，规定他们需在右臂上刺字。到了南宋时期，士兵们依然难以避免在额头和手背刺字的情况。方回在其记载中提到，当时军队中的士兵，大规模刺字时会在上面写上姓名，而禁军和厢军则通常在额头刺上军号，手部则刺上个人姓名。
某些士兵为了彰显自己的抱负，选择在肌肤上留下刻痕。比如在北宋时期，担任兵马副部署和保州刺史的呼延赞，就在自己身上刺上了“赤心杀贼”四个字，以此表达“愿为贼而死”的决心。岳飞的后背刻有“尽忠报国”四个醒目的大字，这些字迹深入肌肤，据传是他的母亲亲自为他刺上的。而在高宗初期，抗击金兵的著名将领王彦撤退至太行山，并在此集结了一支义军。为了彰显抗击敌人的坚定意志，义军成员均在面部刻上“赤胆忠心，报效祖国，誓死消灭金兵”的八字标语，被称为“八字军”。这一举动得到了河北、河东地区广大民众的热烈响应。
金朝的奴仆常常在脸或身上刻有文字，对此，朝廷通常并不加以干涉。在宋金冲突的早期阶段，金国军队的最高指挥官完颜宗翰（亦称粘罕）下令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抓捕中原地区的百姓，并将他们沦为奴隶，这些奴隶的耳朵上被刻上“官”字，起初被“散布于民间”，随后被“定价出售”。南宋的使者范成大在金国亲眼目睹了奴仆的脸颊上刻有“逃走”二字，这是“主人私自刺青”所致。《清远店》一诗中言：“官府对屠婢杀奴之事不闻不问，对在脸上刺字处罚却甚为轻微。”宋朝时期，明令禁止主人擅自对奴仆进行黥面。在宋英宗年间，官员刘注因罪被“追三官，潭州编管”，其中一项罪名便是“在仆人脸上刺‘逃走’二字”。
文身
宋代之际，部分市井居民热衷于文身艺术，此风被称作“刺绣”。那些负责迎神仪式的团体，则被称为“锦体社”。而那些专门为他人文身的工匠，则被尊称为“针笔匠”，他们常常以此为业。以荆州街子葛清为例，他从颈部以下，全身文满了白居易的诗句和画作：“不是此花偏爱菊”一句，对应的是一幅“则有一人持杯，临菊丛”的画面；“黄夹缬林寒有叶”一句，则对应的是“一树上挂缬”的图案。总计文身20多处，因此人们将他誉为“白舍人行诗图”。宋太祖和太宗年间，出现了一位名叫张花项的“拣停军人”，他晚年选择出家成为道士。当时的风俗习惯是“以其项多雕篆”，因此人们称他为“花项”。到了徽宗时期，睿思殿的应制画家李质，因年轻气盛，行为不检点，身上文有纹身，因此被赐予“锦体谪仙”的称号。东京市民在欢庆重要节日之际，街头常可见“少年狎客”紧随妓女行列，他们身着轻便的衣物，头戴小帽，骑马而行。旁边还有三五个文身显著的“恶少年”驾驭马匹，被称为“花腿”。所谓的花腿，是指从臀部以下，直至脚部都有纹身的装饰。这种装饰在东京的“旧日浮浪辈”中颇为流行。南宋初期，张俊所统领的军队常驻“行在”，他们挑选年轻力壮的士兵，在臀部以下至脚部刺上花腿纹身，以此作为防止士兵逃往其他军队的措施，“用为验也”。在孝宗和宁宗年间，饶州的朱三在手臂、大腿、胸膛和背部都纹有精美的绣花图案；鄱阳东湖阳步的吴六则全身绘有深蓝色的纹身；吉州太和的谢六全身绘有纹身，因此被人称作“花六”，他自己则自称为青狮子。到了理宗淳祐时期之后，临安一些知名的店铺中，如金子巷口的陈花脚面食店，店主显然也是双臂刺有纹身的人。在现存的宋人画作《卖眼药》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位市民的手臂上绘有“点青”的图案（图一）。但朝廷严禁宗室“雕青”。
图一 南宋佚名 《杂剧卖眼药图》 故宫博物院藏
南方诸多少数民族源自古代越族，直至宋代，他们依旧保留着文身的传统，正如《清波杂志》卷十所述：“广南黎洞之人，男女皆文身，共同沐浴”，因而形成了“无论老幼，文身者与川浴女子皆与男子同浴”的说法。然而，各民族文身习俗各有特色，例如壮族祖先中，只有女奴婢才会被刺面。《岭外代答》卷十《绣面》篇记载：“邕州溪峒地区的使女，为了防止她们逃跑，便在其面部刺字”。黎女绣面被视为“吉礼”，据《诸蕃志》卷下《黎》记载：“女子成年后，便在脸颊上刺上细小的花纹，此习俗称为绣面。女子完成刺面后，会邀请亲友共同庆祝，但奴婢则无需绣面。”黎族的传统中，只有女性会绣面，而金齿蛮的男女都会文身，因此有了绣面蛮、花脚蛮等称呼。《云南志略·诸蛮风俗》中提到：“在面部刺纹的人被称为绣面蛮；在脚部刺纹的人被称为花脚蛮。”《马可波罗行纪·金齿州下》记载，男子会在臂腿下方刺上黑色纹路。这种刺法是将五根针捆绑成一把，刺入皮肤使其出血，随后用一种黑色颜料涂抹其上。涂抹之后，这些黑线便不会轻易褪去。这些黑线不仅是装饰，还起到了区分身份的作用。
簪花
在宋代，沿袭了前朝的风俗习惯，不论人们的身份地位、性别年龄，无论是日常还是节日庆典，人们都会在头上插戴各式花朵（如图二所示）。
图二 宋佚名《宋仁宗后坐像》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这些花品共分为三个等级：在圣节大宴之际，若辽朝使臣莅临，便以绢帛制成花朵，以此“彰显节俭之礼”。至于春、秋两季的宴会，则选用罗帛花朵，因其“格外美丽”。至于大礼之后的恭谢之宴、上元节游春等活动，随从官员会随皇帝一同出行，届时安排的小型宴会被称为“对御”。每逢“对御”之宴，皇帝会赐予随从官员“滴粉缕金花”，这些花朵制作精巧，极为珍贵。赐予臣子“燕花”之际，通常依据官员的级别来定其数量；至于“滴粉缕金花”，其赐予的数量通常是常规的两倍。此类花因得自皇帝之赐，故有“御花”之称。每当大臣们遇到此类场合，均需身着“公裳”，并佩戴“御花”。通常，这些花朵被插在幞头上，因此也被称为“簪戴”。
每逢重大节日庆典，宋朝的皇帝们亦会在头上插戴花卉。以真宗年间为例，他曾特别赐予东京留守陈尧叟和大内都巡检使马知节御宴之礼，“真宗皇帝与二位大臣均以牡丹花点缀”。宴会上，真宗皇帝下令陈尧叟“将所戴之花全部摘下”，“召唤他至御座近旁，真宗亲自摘下一朵牡丹，为陈尧叟簪戴，陈尧叟跪地接受并起舞致谢”。而徽宗皇帝每次外出游玩，返回宫中时则会“戴上一顶小帽，插上花朵，骑马而行”。同时，对于随从的官员和仪仗队成员，也都赏赐了花朵。在南宋时期，每当遇到重大的节日庆典，比如郊外祭祀、完成明堂礼仪后返回、皇帝的生日庆典以及赐宴之际，官员们都会在头上插戴花朵。这些花朵种类繁多，主要有三类：一是大罗花，颜色有红、黄、银红之分；二是栾枝，即双枝，由多种颜色的罗布制成；三是大绢花，颜色有红和银红两种。罗花主要赏赐给百官，栾枝则赐予卿、监等高级官员，而绢花则赠予将校及以下的武官。各级官员所戴花朵有一定的数量，不准随便超过限数（图三）。
图三 南宋佚名《田畯醉归图》（局部） 故宫博物院藏
宋代民众所佩戴的花饰，除了之前的罗花、绢花、缕金滴粉花之外，还包括了生花即真实的花朵，以及以通草、琉璃为材料制作的花朵。人们特别钟爱佩戴真花，尤其在洛阳和扬州两地，这两个地方的人们对花的热爱程度极高，《洛阳牡丹记》中记载：“洛阳风俗，普遍喜爱花朵，春天时，无论贫富贵贱，城中人人佩戴花朵，即便是背负重物的劳动者也不例外。”扬州的居民与洛阳的居民在这一点上并无二致，“无论贫富贵贱，都喜爱佩戴花朵”。这两地居民所佩戴的花朵，主要是牡丹和芍药这两种真实的花卉。自然，洛阳市民中也不乏佩戴仿真花卉者。比如在宋太祖开宝年间，洛阳有一位姓李的染匠，他擅长制作印花织物，因而被称作“李装花”。这类仿真花卉是以丝绸和纱布为原料制成的。另外，也有以通草和玻璃为材料制作的花朵。在宁宗时期，饶州有一位居民专门从事通草花朵的生产。到了度宗时期，宫中流行起佩戴琉璃花，于是“都下人”纷纷效仿。在那时，临安城内有诗云：“京中禁用珠宝翠玉，世间皆似琉璃之境。”“有识之士将其视为流离失所的征兆。”
南宋时期的临安城内，414行中设有专门的花卉市场，亦称花儿行或花团。其中，官巷内的花市尤为著名，巷中知名的店铺包括齐家和归家花朵铺，这些店铺专注于各类花朵的生产与销售，品种丰富，包括栩栩如生的仿真花朵以及罗帛脱蜡的四季小枝花朵等。
本文选自朱瑞熙所著的《生于大宋：宋代的日常生活》，由上海古籍出版社于2025年5月出版。澎湃新闻在获得上海古籍出版社的授权后进行了发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