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典民主政治是古希腊研究的永恒话题。本书对雅典民主政治的历史渊源、所取得的成就与存在的不足进行了全面且公正的阐述，简要回顾了其形成与演进的历程。接着，从制度构建、社会结构、民主政治与雅典帝国及文化的互动、雅典民主在古希腊世界中的地位，以及民主传统的延续等多个维度，深入剖析了古代雅典民主政治的多样面貌，最终描绘出一个相对立体的雅典民主政治图景。
《雅典民主政治》，晏绍祥 著，商务印书馆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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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雅典民主政治的辩论
在公元前6世纪的尾声，雅典的杰出政治家克里斯提尼推行了一项关键性的变革。他将阿提卡的土地细分为城市、沿海地带以及内陆三个区域，并将每个区域进一步细分为十个由三个一区构成的单元，这些一区由更基础的德莫单位构成。在此基础上，据说克里斯提尼通过抽签的方式，从城市、沿海地带和内陆区域中各选取了一个三一区，以此构成了部落。通过这种方式，整个阿提卡地区被划分为十个部落，各部落的人口数量大致相等。他通过抽签方式，从各部落中挑选出五十名议员，共同构成了议事会。议事会负责主持公民大会，并为大会准备决议案。根据《雅典政制》记载，克里斯提尼还创立了十将军制和陶片放逐法。由此，古典时期雅典的民主政治基本形成。
新兴的民主政治体制初尝战火，斯巴达的攻势接踵而至。然而，雅典民众英勇抵抗，成功击退了入侵者。随后，在对抗波斯的希波战争中，雅典率先派出军队支援小亚细亚的希腊城邦米利都等地，协助他们反抗波斯。公元前490年，雅典在马拉松战役中独立击败了波斯军队。尤为令雅典人引以为傲的是，公元前480年，以雅典为核心的希腊联军海军，在数量上处于劣势的情况下，依然战胜了波斯海军，成功挽救了希腊于危难之中。雅典在战后成立了提洛同盟，成为爱琴海沿岸众多城邦的领导者，并在公元前5世纪中期将民主政治发展至巅峰，被誉为“希腊人的学府”。然而，这种繁荣并未持续太久，从公元前431年起，持续了27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雅典最终战败。提洛同盟随之解散，雅典不得不加入以斯巴达人为首的伯罗奔尼撒同盟，与斯巴达人结为同盟，共同对抗敌人，亦共同享有友谊。然而，在民主政治得以恢复之后，雅典人迅速从挫折中振作，再次寻求重建其海上霸权。遗憾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雅典并未能重现前一个世纪的辉煌，反而于公元前338年败于马其顿之手，沦为马其顿国王腓力所创立的科林斯同盟的一员，并随马其顿王亚历山大出征波斯。自此，雅典在希腊世界的舞台上再也无法扮演主导性的角色，直至罗马帝国时代，它沦为一座沉溺于往昔辉煌的城市。与此同时，随着雅典政治自主权的丧失，民主政治也黯然退出了历史的长河。
在古希腊，多数城邦采取贵族或寡头统治，而雅典的尝试引发了众多希腊人的热议与瞩目。然而，与现今人们的普遍看法相异，雅典的民主制度自诞生之日起便褒贬不一。在希罗多德的《历史》第三卷的第80至82章中，记载的一场辩论大致展现了那个时期希腊人的普遍观点。
辩论发生的背景，正是在波斯第二代国王冈比西斯统治末期，帝国境内发生了剧烈的动乱。众多被征服的土地纷纷举起了反抗波斯统治的旗帜，传闻中波斯王权被一位名叫高墨达的祭司所篡夺。在此情况下，贵族欧塔涅斯与包括大流士在内的数位人物联手，成功除掉了高墨达。随后，七位阴谋者聚集一堂，共同商讨波斯应采取何种政治体制。
尽管希罗多德郑重其事地声称这场辩论确实在波斯发生，并且在《历史》的第五卷中再次特别提及，然而学者们普遍认同，这样的辩论仅能在古希腊人的城邦中上演，而且极有可能是在雅典。这一观点大体上映射了古希腊人对民主政治所持的复杂心态。民主政治的拥护者认为，这种政治体制与主权在民的理念极为契合，强调法律对所有人一视同仁，无人能凌驾于法律之上；集体决策胜过个人判断，因此能避免君主常犯的错误；由全体公民构成的公民大会拥有决定国家重大事务的权力；所有官职通过抽签产生，官员还需对其在任期间的行为承担相应责任。然而，对于民主政治的批评者而言，其弊端同样显而易见。民众普遍缺乏必要的素养，根本不具备管理国家的才能，他们往往盲目地追随领导者；在民主政治体系中，派系斗争激烈，恶人得以结党营私，而善人则常受欺凌。这种体制极其脆弱且不稳定，结果可能演变为民众的集体暴政，亦或是民众偶像的崛起，进而转变为君主制。
尽管美加比佐斯与大流士的观点可能显得尖锐且逻辑不足，但它们或许反映了众多古希腊人的普遍观点。在古希腊历史学家的行列中，唯有希罗多德对民主政治给予了赞誉，而修昔底德与色诺芬则对之持批评态度。在众多哲学家之中，亚里士多德间或会对民主政治进行一番辩护，然而，他们普遍的看法是将民主政治视为一种堕落的政体，即便这种堕落并非极端恶劣。相较之下，德谟克利特、苏格拉底以及柏拉图等人，都对民主政治的缺陷进行了深刻的揭示。即便是在雅典传授知识、频繁在公民集会上发表言论的人群中，即便有伯里克利、普罗泰戈拉、德摩斯提尼等积极倡导民主政治的知名人士，仍不乏安提丰、伊斯叙马库斯、伊索克拉底等从各自立场对民主政治进行批判的声音。进一步的研究，将揭示史料中存在的这一基本倾向。
希罗多德可能在公元前5世纪中后期抵达雅典，见证了民主政治的繁荣时期，对雅典及其民主制度持有较为积极的态度。在描述希波战争的过程中，他曾明确指出，民主政治激发了雅典民众保卫家园的强烈意愿，助力他们成功抵御了斯巴达的三面夹击；而在希波战争中，正是雅典人民的坚韧不拔以及在撒拉米斯战役中的辉煌胜利，拯救了整个希腊民族。在普拉提亚战役中，雅典人的表现赢得了希罗多德的极高评价。他的描述中无不流露出雅典人具备成为希腊领袖的资格。
政论作家与哲学家在情况上大致相近。普罗泰戈拉曾以神话故事的形式为民主政治，尤其是普通民众治理国家的理念进行辩护。然而，流传至今的最早希腊政论作品《雅典政制》，其作者被称为“老寡头”，却在作品中讽刺并批评了雅典人统治帝国、操控司法以及关照穷人的诸多政策和习俗。柏拉图塑造的伊斯叙马库斯直言不讳地宣称正义即是强者所追求的利益，这与修昔底德笔下雅典使者与米洛斯人对话时流露出的帝国主义语气如出一辙。智者安提丰更是毫不掩饰地宣称，所谓的法律与宗教，不过是人为制定的规则，某些人为了统治目的而创造出来，他公然质疑法律与习俗的至高无上地位。
在古希腊哲学界，尽管德谟克利特曾言，身处民主政治的贫困生活胜过专制统治下的幸福，就如同自由胜过奴役，然而，众多哲学家对民主政治普遍持有批判之姿。苏格拉底虽未留下任何文字，但柏拉图与色诺芬的记录均表明，他是一位坚信精英治理的哲学家。据色诺芬在《回忆苏格拉底》一书中所述，为了防止格劳孔涉足政坛，苏格拉底以轻蔑的语气评论说，那些参加雅典公民大会的人大多是能力不足之辈，他们包括绳索工匠、铁匠、建筑工人、农民、商人以及小贩等，都是政治领域的门外汉。这些人从未对公共事务进行过深思熟虑，更缺乏合理的辩论技巧，因此他们根本不具备管理国家的资格。柏拉图虽然并非民主政治的反对者这一观点，仅有少数学者试图提出证据，然而，他的著作《理想国》中对民主政治的批判几乎是尽人皆知的。在该书中，他一方面激烈地指责在民主政治体制下的大多数人行为异常，另一方面则猛烈抨击所谓的自由导致了国家陷入了一片混乱无序的境地。
在这个国度，即便你有能力执掌权力，你同样可以选择不执掌；若你不想遵从指令，你同样有权拒绝，无人能强迫你。当他人投身战事，你大可置身事外；若他人追求和平，而你却持不同意见，你同样可以要求开战；即使有法律阻挡你获得行政或审判职位，只要时机恰到好处，你同样能如愿以偿。
亚里士多德对民主政治的看法存在一定的矛盾之处。他认同城邦应为公民所有，因此将某些人排除在城邦政治之外的做法既不公正，也欠考虑。然而，他心中所向往的理想政体却与他的老师柏拉图的观点不谋而合：国家治理应交由精英阶层负责，而农民的主要职责是管理农田。在谈及民主政治时，他将其视为一种病态的政治形态。若《雅典政制》真系出自他之手，那么对于公元前5世纪末及之后的民主政治，他大体持否定看法，他坚信那时的雅典已舍弃法治，一切决策皆以公民大会的决议为准，实为穷人掌控富人的局面。
悲剧与喜剧的创作者们对政治的影响力可能并不那么明显，而且部分悲剧作家，比如埃斯库罗斯和欧里庇得斯等人，在他们的作品中甚至大力宣扬民主政治的核心价值。然而，喜剧作家如阿里斯托芬等，则对雅典的民主政治进行了无情的讽刺和挖苦。《阿卡奈人》通过狄凯奥波利斯的角色发声，对雅典对斯巴达的战争立场表示了强烈的反对；《和平》这部作品则将雅典民众在战争问题上的分歧清晰地呈现给了观众；《骑士》不仅讽刺了雅典的民众法庭体系，还对当时的政治要员克莱翁进行了辛辣的批评；《云》则对那些在雅典教授知识的智者进行了严厉的指责，认为他们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同时揭露了雅典民众道德水平的下降。总之，在阿里斯托芬笔下，雅典不是正常人可以生活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