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59年，国庆十周年之际，赫鲁晓夫访问我国。毛主席向其表达了希望苏联能协助我国研发核潜艇的愿望。然而，赫鲁晓夫却傲慢地予以拒绝。更有甚者，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直言：“中国若欲制造核潜艇，实属痴人说梦！”
拒绝援助就罢了，咱们自己来！到了月底，毛主席明确表态：“即便是一万年，我们也要研制出核潜艇！”
那句话，彻底扭转了这位广东青年的命运轨迹，使他成为了长达三十载默默无闻的不肖之子……
黄旭华，广东海丰人，出身于一位乡医世家，家中排行第三。自幼在父母的熏陶下，年幼的黄旭华便在心中种下了悬壶济世的志向。
但生在战乱年代，别说学医了，连活命都难。
日本侵略者的铁骑践踏之下，国土支离破碎，哀鸣之声充斥四野，学校被迫关闭，少年黄绍强无奈离别亲人，历经辗转，先是在聿怀中学，后至桂林中学，开始了他的流浪求学之路。
沿途，他见证了日军肆虐的烧杀抢掠，目睹了无数同胞在炮火中化为碎片，内心充满了悲痛与愤怒。凝视着遍体鳞伤的祖国河山，一股强烈的屈辱与愤怒在黄旭华胸中燃起熊熊烈火！
他陷入沉思，不禁质疑：“为何那些侵略者如此嚣张，随心所欲地登陆、轰炸？为何我们的百姓不能安居乐业，反而被迫流离失所，家破人亡？为何我国幅员辽阔，我却找不到一处可以安心读书的角落？”
经过深思熟虑，他最终得出一个观点：由于我国国力薄弱，一旦落后便将遭受打击，而弱小的国家只能任人摆布。
黄旭华领悟到，仅凭医学无法拯救国家。因此，他决定放弃医学，转向文学，并立志投身科技事业以报效祖国：“我决心学习航空和造船，用科学的力量来拯救国家！学习航空技术制造飞机，以捍卫我们的领空；学习造船技术建造军舰，以保卫我们的领海！”
带着这个理想，他继续流浪求学。
二、
1944年，黄旭华历经曲折，最终抵达了重庆，他加入了国民政府为流亡学生特别设立的大学先修班。在勤奋学习的日子里，他很快便获得了推荐，进入了中央大学的航空系深造。
之后，他凭借优异的成绩荣登榜首，成功进入了国立交通大学（现名上海交通大学）的船舶工程专业。由于自幼在海边成长，黄旭华选择了这所大学深造。
那时，交通大学被誉为“东方的麻省理工”，该校的造船系是由我国知名的船舶设计专家、船舶教育先驱叶在馥先生所创立，其教学方法与麻省理工相似，所使用的教材亦然。正因如此，众多留学于英美两国的高级造船技术人才纷纷被邀请归国，他们加入了交大的造船系。
众多才俊齐聚一堂，交大这片知识的宝地吸引了众多杰出人才，其中黄旭华孜孜不倦地吸收知识，为其日后取得的辉煌成就奠定了坚实的基石。
1946年，黄旭华跟随国立交通大学，完成了从重庆至上海的搬迁。抵达上海后，得益于同学的推荐，他加入了名为“山茶社”的学生进步团体，并由此开始了对进步思想的传播活动。
目睹了国民党的黑暗与堕落，他毫不犹豫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秘密机构，将那时流行的歌曲《山那边哟好地方，一片稻田黄又黄……你要吃饭得做工哟，没人给你做牛羊》改编成《解放区哟好地方……》，并教授给同学们传唱。
在1949年的新春佳节，他成功实现了加入中共预备党员的愿望，并且荣幸地被选送至中共上海市委党校深造。
黄旭华效仿列宁的誓言，立志道：“若党召唤我奋勇向前，我便毫不犹豫地奉献热血；若党需我持续付出，我便持续不断地献出每一滴鲜血！”
同年十月，黄旭华热切期待中的新中国宣告成立，与此同时，他也完成了学业。
他曾在上海军管会船舶建造处、上海招商局（即海运局）以及上海港务局等地任职。到了1954年，他被调至上海船舶工业管理局。在那里，他参与了苏联援助我国舰船的转让制造与仿制项目。两年之后，他与同事李世英结为夫妻。
黄旭华在婚后回乡探望父母，离别之际，母亲轻抚他的发丝，叮嘱他要多回家看看。他信誓旦旦地答应了，然而……他却未能履行承诺。
三、
1958年，担任上海船舶工业管理局产品设计一室潜艇科科长的黄旭华，突然接到紧急通知，需即刻前往北京，那里有一项秘密任务在等待着他。
当时，美国与苏联均已成功下水核潜艇，这些核潜艇成为了维护国家安全和荣誉的“利器”。鉴于此，英国和法国也纷纷启动了各自的核潜艇研发项目。
我国面临来自大国的持续核威胁，因此我国核潜艇的研发工作变得尤为紧迫。为了突破外国的技术壁垒，中央政府决定着手进行导弹核潜艇的研发项目，并成立了“造船技术研究室”（后更名为“〇九研究室”）。
黄旭华，他曾在苏式常规潜艇仿制方面有所建树，与另外28名技术人员一同，被选中并加入了该研究室。
但参加这项工作，有一个特殊的要求。
为确保国家秘密的安全，参与人员需隐瞒真实身份，不得透露所属机构及具体任务内容，且自项目启动起，需终身从事相关工作。即便出现失误，也只能在本单位从事清洁工作。
这表明，我们不仅需埋头辛勤工作，默默无闻地奉献，更应减少与亲朋好友的往来，弱化与他们的联系，全心全意地将自己奉献给国家。
黄旭华毫无迟疑，情绪高涨，内心深处认为，即便隐姓埋名，也绝不足以让他流尽最后一滴血，这对他来说不过是小事一桩，于是他毅然决然地留在了北京。
李世英，她的丈夫远在上海，与黄旭华之间有着不言而喻的默契。她并未多言，只是静静地整理了丈夫的衣物，并找人帮忙将其送到了北京。
自那时起，黄旭华选择了隐匿身份，与父母兄弟日渐疏离，妻子女儿也因地域原因各处一方，他怀揣满腔激情，全身心投入到核潜艇的研发事业中。
然而，一腔热血很快就被泼了盆冷水……
由29人构成的船舶研发团队，平均年龄不足三十岁，然而，关于真正的核潜艇究竟是怎样的，无人知晓。由于缺乏经验、技术和条件，黄旭华等成员被称作“三无团队”，他们几乎是一无所有。
因此，赫鲁晓夫才作出这样的断言，认为我国既不具备研制技术复杂、成本高昂的核潜艇的水平，也不具备这样的能力。
毛主席的一番话语，瞬间激发了黄旭华、彭士禄等众多科学家的斗志，他们毫不犹豫地投身于核潜艇的研发事业。彼时，他们一无所有，却怀揣着“敢叫日月换新天”的壮志豪情！
可一万年太久，当时的中国等不起啊。
四、
于是，黄旭华和同事们只争朝夕。
他们凭借一己之力，在缺乏任何资料和外部支持的情况下，开始了艰苦的自力更生之路。如同大海捞针，他们深入浩如烟海的杂志海洋，努力搜寻那些被严格保密的核潜艇相关资料。
幸运的是，美国为了夸耀自身，曾发布过一些零散的资料，然而这些资料的真伪难以辨识。
于是，众人将资料进行细致的分析与整理，借助“放大镜”、“显微镜”以及“照妖镜”这三件工具，对信息进行了去粗取精的处理，并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辨别，最终汇总出了核潜艇的整体布局。
但这个布局到底有几分可信，大家心里也没底。
就在那个时刻，有人从引进了两款美国的“华盛顿号”核潜艇儿童玩具模型，黄旭华及其团队激动不已，他们拆开模型又组装，反复操作，乐此不疲。
令人惊讶的是，那些设备密集排列，而他们仅凭零星资料绘制出的图样，居然大体上一致！
在短短三个月内，黄旭华率领的团队成功提出了五项核潜艇的总体设计方案，其中包括三个常规线型方案和两个水滴型方案。
水滴型潜艇，被誉为那个时代全球最尖端的核动力潜艇，其设计使得摩擦阻力大幅降低，同时在水下行动的灵活性和稳定性方面表现卓越。
当年，美国为实现该构想，采取了分阶段策略，首先将核能动力系统安装在常规线型潜艇之上，继而又打造了水滴型常规动力潜艇，最终将两者融合，研制出核动力水滴线型试验艇。这一过程历时11年之久。
经过半年的不断试验，黄旭华毅然决然地确定，我国将直接着手研发核动力水滴型潜艇，实现一步跨越！
在1961年，他接受了国防部第七研究院〇九研究室副总工程师的职务，这让他工作变得更加繁忙。
到了第二年，父亲不幸离世，他却因忙碌无法归家，黄父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都不曾明了他的三子究竟在忙些什么……面对突如其来的丧父之痛，黄旭华只能咬紧牙关，强忍哀伤，继续投身于工作之中。
他唯一的慰藉在于，当年年底，他的妻子李世英也得以调任至北京，历经四年分居的他们，终于得以重聚。
然而，正当核潜艇研制工作逐渐展现出希望之际，却突然遭遇了暂停的命令！
五、
历经三年的自然灾害，我国经济遭受重创，加之技术实力薄弱，核潜艇工程不得不紧急中止。
众多科研工作者被调往了其他机构，而黄旭华等少数关键成员则被视作“种子”，得以保留在原单位。
自1965年起，我国经济状况逐渐平缓，于是中央政府作出决策，全力推进核潜艇的研发进程，同时建立了中国核潜艇的总体研究设计机构，黄旭华被任命为副总的工程师职位。
次年，他携家带眷，与一群技术专家同行，一同入驻了位于辽宁的葫芦岛荒岛。
刚抵达岛屿，黄旭华及其团队便深切体会到了风沙的猛烈，狂风呼啸而至，连孩子们也纷纷被吹倒在地。岛上流传着一首打油诗，如此描绘：“葫芦岛两头宽，中间窄，风沙肆虐，少女稀少，野兔山鸡四处奔跑。”
大家苦中作乐，开玩笑说岛上一年刮两次大风，一次刮半年。
由于岛屿地处偏远，交通条件不佳，导致岛上粮食及生活必需品供应短缺，因此居民的饮食单调，早餐以土豆炖白菜为主，午餐则是白菜炖土豆，晚餐则将土豆和白菜一同烹饪。
于是，黄旭华便亲自带领大家担任“挑夫”的角色，每逢外出执行任务，总会精心挑选一些物资带回。
恶劣的气候、艰苦的生活固然艰难，然而，相较于科研条件的落后，黄旭华及其同仁们更是感到前行之路步履维艰。
核潜艇在发射导弹时，需先将导弹从水下推出，待其升至一定空中高度后，再进行点火。这种发射方式伴随着较大的摇摆，相较于陆地发射，其难度显著增加。鉴于此，核潜艇的稳定性显得尤为关键。
数千吨级的舰艇需要装载上万件设备，如何精确测量每件设备的质心，进而调整至一个理想的舰体质心，这无疑是一个极具挑战性的前沿问题。
国外资料表明，为了确保潜艇的稳定，需要在艇内安装一个重量达数十吨的大型陀螺仪，这一要求让黄旭华感到非常困惑……
缺乏高科技支持，黄旭华选择了最古老的土方法，他将科技人员派遣至设备制造工厂，详细调查并掌握了每一件设备的重量及其重心所在。
在设备装载到船只的过程中，需在船台入口位置设置一台磅秤，随后对每一件设备进行逐一称重并记录其重量。施工结束后，对于剩余的边角料以及未使用的管道和电缆，也需再次进行称重，以此从总重量中扣除。
若没有计算机辅助，黄旭华便带领众人依靠算盘和计算尺，通过这些工具执行涉及三角函数、对数等繁复运算公式的庞大计算任务。
研究人员被划分为两个小组，他们针对同一份数据同时展开工作，若计算出的结果相同则予以通过，若存在差异，则需从头开始。在有些情况下，为了得到一个准确的数据，团队成员可能需要连续计算数日。
最终，黄旭华揭露了那份关于陀螺仪的国外论文纯属虚构，其内容真假难辨，目的在于误导众人。幸运的是，他经过无数次的探讨与论证，最终成功找到了最佳的解决方案。
那时民间广为流传一句俗语：“即使头顶触地、脚底朝天，我们也要成功研制出核潜艇。”
正当众人奋力在荒岛上探寻出路之际，我国东北方向传来了几声枪声，气氛瞬间变得紧张起来。
六、
1969年3月，苏联边防部队对珍宝岛发起了侵犯，苏联方面甚至威胁，意图将导弹瞄准我国。与此同时，美国媒体也报道，苏联计划对中国实施所谓的“外科手术式”核攻击。
面对外国的核威胁日益加剧，黄旭华及其团队不得不加紧进度，日夜不停地专心致志工作，最终成功解决了核潜艇在动力系统、船体设计、结构布局、水下声学、武器装备、通信技术以及生命维持系统等方面的诸多关键技术难题。
翌年，我国自主研制出的首艘核动力潜艇成功下水。经过四年的发展，该潜艇被正式命名为“长征一号”，并正式纳入我国海军的战斗编队。
三年后项目启动，两年后工程破土动工，再过四年潜艇顺利下水，最终在四年之后正式服役，这样的速度在世界核潜艇发展史上实属罕见。从此，我国跻身于全球第五个拥有核潜艇的国家行列，继美、苏、英、法之后，彰显了我国在海洋战略力量上的重大突破！
面对外敌的武器威胁，我们终于摆脱了被随意欺凌的命运。黄旭华自幼怀揣的理想得以实现，然而，作为一名对国家忠诚尽职的卫士，他却深感对家庭有所亏欠……
长年累月，他全心全意地投身于事业，对妻子和女儿的关注却寥寥无几。当300多斤重的煤球被运到楼下时，妻子李世英和女儿只能一箕一箕地搬运。地震突发，黄旭华不在家中，李世英独自一人带着女儿进行逃生。
严寒的冬日，黄燕妮在上学路上不幸陷入雪坑，积雪深至胸膛。李世英寻找到她时，燕妮脸色苍白，嘴唇发紫。回到家后，她陷入了长达九天九夜的昏迷。李世英衣不解带，不分昼夜地守护在女儿身边，最终将女儿从死神手中拯救回来！
几天后，黄旭华回到家，才知道女儿大病了一场……
黄旭华因工作繁重，燕妮对父亲的陪伴充满了期盼。1976年，黄家随研究所迁至武汉，数年后，研究所于武昌地区进行了统一招聘考试，黄燕妮毫不犹豫地报了名。
她渴望与父亲并肩共事，如此一来，便能日日与他相见。然而，燕妮未曾料想，一场可能危及生命的险境，正悄无声息地向父亲步步紧逼……
在1983年，黄旭华接任了首代核潜艇的总设计重任。虽然核潜艇已成功建造，然而其战斗力如何，还需经过最终极限深潜实验的检验。
这是一次极其危险的试验。
七、
在深邃的海底，一块面积与扑克牌相仿的钢板，需要抵御超过一吨的巨大水压，至于那长达一百多米的核潜艇，其所承受的压力更是难以想象。
每一块钢板若不符合标准，每一道焊缝若存在缺陷，每台设备的承压能力若有欠缺，每个阀门的封闭性若不达标，都可能导致船只沉没，人员丧生！
在那时，全球范围内核潜艇深潜事故频发，尤其是60年代，美国的一艘顶级核潜艇“长尾鲨号”在深潜测试中不幸遇难，艇内129名船员全部遇难。
从内到外，全由我国同胞亲手打造的核潜艇，能否成功突破极限深潜的难关，这还是一个未知数。无人能够给出确切的答案。
为稳定军心，黄旭华做了一个惊呆众人的决定。
这位年届六旬的勇士，毅然选择亲自陪同核潜艇潜入深海！他肩负着保护每一位试验人员生命的重任，将率领众人高唱激昂的《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确保将试验所需的数据完整无缺地带回！
1988年新春伊始，我国首艘核潜艇在南海海域进行了深潜实验。它从100米、200米……逐层深入，每下降一个深度，在场人员都全神贯注，坚守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
当核潜艇逼近极限深度之际，它一米一米地缓缓下沉，巨大的水压开始对舰体施加压力，在寂静无垠的深海中，传来了令人恐惧的巨大轰鸣声，咔嗒、咔嗒……
黄旭华保持冷静，在仔细审阅了各项实测数据的汇报之后，他毅然决然地下达了指令：“继续深入海底！”
试验最终取得圆满成功，全艇上下欢腾雀跃！这一成就意味着，我国已完全拥有了水下核反击的强大实力！自此，在辽阔的海域中，我国自豪地拥有了属于自己的“钢铁巨龙”！
艇身离水之际，黄旭华的情感如潮水般涌动，他小步快跑至岸边，随即在《快报》的核潜艇专栏中即兴泼墨：“花甲之年，痴心不改，勇闯龙宫，惊涛骇浪，我自得其乐！”
那一年，历经探寻龙宫之艰辛的黄旭华老先生，终于抽空返乡，去拜访了已有三十年未曾谋面的年迈母亲。
一转眼，他已经当了30年不孝子了……
八、
在深潜试验启动的前一年，上海的《文汇月刊》发表了一篇报告文学作品，题目叫做《赫赫而无名的人生》，该作品详尽地描绘了中国核潜艇的总设计师的生平事迹。
黄旭华把那本杂志送给了母亲，母亲这才恍然大悟，原来那个离家已有三十年未曾回家的不肖之子，竟然是投身于核潜艇的研制工作。
这些年来，父母以及兄弟姐妹屡次来信询问黄旭华的工作情况，但他始终选择了缄默。面对家人的困境，他未能给予足够的关怀；在亲人离世之际，他亦未能亲自送行。这样的情形，使得家人对他产生了一些疑惑和责备。
母亲是在阅读了那份报告之后才领悟到黄旭华所承受的辛酸。她反复研读着文章，一遍又一遍，泪水不禁夺眶而出。阅读完毕，她召集了家族的晚辈，只轻声说出了一句：“我们得理解，得体谅三哥（黄旭华）的处境！”
1988年，当那95岁高龄的母亲再次与久别重逢的儿子相拥，两人的眼中充满了泪水，却无法用言语表达内心的激动。自离别已有30载，当年的三儿如今已64岁，满头白发，尽显岁月沧桑……
有人向黄旭华提问，关于如何理解忠孝难以两全的问题，他的回答是：“对国家的忠诚，实际上是对父母最深的孝顺。”
他深感愧疚于家人，认为自己未能尽到儿子、丈夫、父亲的责任，然而，若没有国家，家庭又从何而来？若没有家庭，孝道又从何谈起？在这长达三十年的隐姓埋名生涯中，黄旭华始终心怀坚定，毫无怨言。
记者提问：“若时光倒流，你是否依然会选择隐去真实身份，默默无闻地投入核潜艇的研发工作长达三十年？”
九、
黄旭华精神抖擞，话音铿锵，答道：“不会变。”
即便白发苍苍，黄老的目光依旧锐利如炬，他仿佛仍旧是那个在烽火连天的岁月里，立志以科技为国家做出贡献的少年英雄！
1994年，年届古稀的黄旭华荣膺中国工程院院士称号。在此之后，他陆续获得了“感动中国十大人物”、“共和国勋章”以及“最高科学技术奖”等多项殊荣。然而，他并未将高达近2000万元的奖金据为己有，而是慷慨地将它们全部捐出。
2016年，我国首艘核动力潜艇“长征一号”在海外海域巡航了四十余载，最终光荣退役，并被安置于青岛海军博物馆的码头。
然而，这位项目的总负责人依然在岗位上辛勤工作，即便已年届九旬，黄旭华依然坚持着拄着拐杖去上班，每天早晨八点钟，他都会准时坐在办公桌前，整理文件、举办讲座，并指导年轻一代……
回首过往，他感慨道：“我的一生并未白费，我的整个生涯都献给了核潜艇，献给了祖国，心中毫无遗憾！”
今年2月6日，黄旭华院士不幸离世，然而，网络上人们的目光却大多聚焦在大S一家复杂纷扰的私事上，对这位为国家锻造利剑、研制出核潜艇这一国之重器的“共和国功臣”关注甚少……
好在少数让无数知道黄旭华姓名的人悲恸不已，纷纷致以哀悼。
武汉市民争相自发地涌向遗体告别仪式的现场，以表达他们的哀思，毫不夸大地说，场面之热烈，堪称空前。
倾尽一城花，只为奠一人”。
在万小刀的心目中，无论祭奠仪式多么庄重，对于黄旭华院士而言，都显得恰如其分。
航母与核导弹堪称杀手锏，而核潜艇则堪称压箱底的绝技，乃是国家最后的镇国之宝。即便本土遭受毁灭性的打击，只要核潜艇尚存，便能在敌人毫无防备之际，发起致命的一击，对敌人造成毁灭性的打击。
此刻，恰似哪吒所言：“我的生死无关紧要，只求你命丧黄泉！”
核潜艇就是让敌人在这个时候，死得不能再死的底牌！
凭借这张极具威慑力、无比强势的底牌，无论何人、在何时若意图侵犯我们，都必须深思熟虑，慎重评估可能带来的严重后果。
得益于核潜艇的配备，我们增强了维护和平的信心，提升了自主发展的勇气，确保了现实生活的安宁与和谐。
若非亲眼目睹了伊朗近期遭受以色列和美国连续空袭的惨状，恐怕难以理解他们为何屡次高呼“美国滚开”，然而在真正的敌人面前，他们却显得异常软弱无力。
青山有幸成为忠魂安息之地，黄旭华院士在6月29日离世前的心愿终于达成，其骨灰得以安放在故乡广东省汕尾市，墓碑上镌刻着三行文字：“一生献给了祖国，一生献给了核潜艇，一生无怨无悔。”
深入深海，探寻龙宫，将身心奉献给国家，一生无悔，黄老以其如惊涛骇浪般的辉煌成就，“深潜”于人生之海。他是一位无言的勇士，是民族真正的脊梁，值得我们每一位中国人心怀敬意并不断学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