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胜利80周年!上海这些遗迹竟能让观众穿越时空共鸣?

今年标志着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纪念,上海作为抗战的重要战场,其街头巷尾至今仍保留着那段历史的印记。在“寻访上海抗战遗迹”这一系列报道中,我们深入历史现场,回顾了八十年前那场中国人民英勇斗争的岁月。

对空间的最高敬意,便是赋予其新的生命。如今,长江剧场与黄浦剧场依旧承担着演出的重任,这实为难得。在当下,我们仍可精心策划“抗战戏剧季”或“孤岛戏剧展”,将往昔的经典剧目重新搬上舞台。观众得以在同一个空间中,穿越时空,与昔日的演员及观众产生心灵的契合。

位于北京东路与贵州路交汇处的拐角地带,一座以灰白色调为主的钢筋混凝土结构建筑矗立了超过九十年。该建筑,即金城大戏院,于1934年由华盖事务所的著名建筑师童寯设计并建成。翌年,即1935年,这里迎来了电影《风云儿女》的首映,而主题曲《义勇军进行曲》的初次演唱,使得金城大戏院成为了国歌的诞生之地。1957年年末,金城大戏院变更为“黄浦剧场”,这一名称由周恩来总理亲自题写,并一直沿用至今。目前,黄浦剧场不仅是上海市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还拥有中剧场和小剧场,举办各种文艺活动。作为中国电影和戏剧发展的历史见证者,它不断续写着属于自己的故事。

黄浦剧场(原金城大戏院)

踏入黄浦剧场的今日,若恰逢有戏上演,定能遇见众多热衷于观看演出的年轻观众;剧场外往往张贴着最新上演剧目的宣传海报。经由北京东路的大门步入剧场,一块由汉白玉精心雕刻而成的《义勇军进行曲》艺术浮雕便跃然眼前。剧场巧妙地运用弧形楼梯和二楼回廊的空间,打造了一条历史长廊,其中展出了诸如“田汉、聂耳创作国歌的情景”、“国歌的发展历程”、“国歌与金城大戏院的渊源”以及“国片之宫”等珍贵的老照片和历史资料。观众若从贵州路一侧的剧场台阶拾级而上,便能看到一块标注着“《义勇军进行曲》首次播放地”的铭牌。

金城大戏院上映《风云儿女》时的广告

在上海的“孤岛”年代,众多影院和剧院,包括金城大戏院,共同构筑了一个独特的文化景观。在彼时,中国的文化人士以笔代戈,自发组织起了一场文化抗战。卡尔登大戏院(现为长江剧场)、金城大戏院(现为黄浦剧场)、恩派亚大戏院(后更名为嵩山电影院,现已拆除)等,它们不仅是演出抗日救亡戏剧的关键场所,更是民族文化和抗争精神的生动象征。潘玥,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的副教授,专注于建筑遗产保护领域的研究。她认为,上海的抗战建筑景观并非仅限于那些英勇的标志性建筑,它实际上是由多个维度的建筑和空间共同构成的。在这些建筑中,“文化与宣传阵地”类建筑尤为独特,它们是上海“孤岛”时期遗留下来的最具代表性的建筑之一。

舞台上的精神堡垒

抗日战争时期,话剧艺术蓬勃发展,它不仅源于“新青年”们的文学追求和个性抒发,更逐渐转变为深入中国社会各个层面的“艺术利器”,这一转变也标志着话剧史上一个“辉煌时期”的到来。在上海,诸如金城大戏院、卡尔登大戏院、兰心大戏院、恩派亚大戏院等知名剧场,见证了抗战时期文艺活动的繁荣与辉煌。

在《抗战时代生活史》这部作品中,著名医生陈存仁以其亲历者的身份,描绘了抗战时期大上海的社会风貌。书中记载,“昔日上海曾存在一个由唐槐秋主导的‘中国旅行剧团’,该团在卡尔登电影院上演话剧。因剧本出色、演员精湛、音响效果优良,吸引了众多电影观众,以至于需提前数日订票,否则将面临无座之境。”

长江剧场(原卡尔登大戏院)

卡尔登剧场坐落于派克路(现今的黄河路)21号,这座建筑由邬达克先生设计而成。起初,它专注于放映欧美电影,随着时间的推移,也开始接纳戏剧表演。1935年6月的初旬,复旦剧社在此上演了话剧《委曲求全》,连续三天,每一场演出都座无虚席,这一系列的成功演出标志着卡尔登剧场话剧演出时代的正式开启。1936年4月,由唐槐秋领导的中国旅行剧团在卡尔登剧院上演了《茶花女》和《雷雨》,正如陈存仁所追忆的那样,该剧团在当时连续十天分日夜场演出,一时之间引起了极大的轰动。到了1941年10月10日,上海职业剧团开始在卡尔登剧院公演曹禺创作的抗战题材戏剧《蜕变》,该剧描绘了一家战地医院的演变过程,并赞颂了女医生丁大夫投身抗日的英勇行为,引发了观众们的强烈情感共鸣。太平洋战争爆发之际,《荒岛英雄》、《秋海棠》、《自由万岁》等众多话剧在卡尔登剧院上演。其中,《秋海棠》尤为引人注目。陈存仁在文中记载,“按照卡尔登剧院通常的售票规则,预售票仅限于三天内售完。然而,《秋海棠》一经上演,连续多日都挂出了‘今日、明日、后日三天满座’的告示牌,这种盛况实属罕见。”

国泰电影院(原国泰大戏院)

在沦陷的上海,电影院常常面临无片可映的困境,然而国泰大戏院却采取了积极措施,不仅增加了放映的场次,还与其它影业公司携手合作,有效地挫败了美商对电影租赁市场的垄断,以及低廉的片租账率。与此同时,在电影空缺的时段,一些剧院则转变策略,为话剧表演提供了展示的舞台。上海拥有设施一流的兰心大戏院,该剧院此时也转而上演话剧,编剧阵容包括姚克等人。其中,张善琨主持排演的《文天祥》一剧,正是在兰心大戏院进行公演,这一事件在话剧发展史上具有不可磨灭的地位。陈存仁在书中如此回忆。1907年,中国第一个话剧团体春阳社在兰心大戏院进行了《黑奴吁天录》的首演,这一事件使得兰心大戏院被戏剧家欧阳予倩赞誉为话剧在中国发展的开端。到了1929年,戏院搬迁至蒲石路和迈尔西爱路(现称长乐路和茂名南路),那座由三层钢筋混凝土建造的剧场至今仍旧屹立不倒。在抗日战争的艰苦时期,《洪宣娇》以及《文天祥》等戏剧作品在兰心大戏院的舞台上,展现了拯救国家、抵御外敌的坚定意志,同时,建筑物的坚固结构在那个时代成为了人们心灵的坚实防线。

兰心大戏院

战火中的避难所

上海抗战纪念遗址__抗战纪念馆上海

1937年8月20日,上海话剧界救亡协会在卡尔登大戏院举行了一场盛大的集会,会上正式宣布成立了13个救亡演剧队,这些队伍将奔赴全国各地,展开抗日救亡的宣传演出。在沦陷时期,上海的话剧工作者曾在黄金大戏院等地举办了联合义演,通过这种方式为难民和新四军筹集了资金。

黄金大戏院在1951年3月更名为华东大众剧院,随后在1954年又改名为大众剧场,最终于1994年被拆除。相关图片来源于“上海黄浦”微信公众号。

恩派亚大戏院、金城大戏院等剧场建筑,以其坚固与宽敞的特性,彰显了空间的韧性,并在战火纷飞中,化身成了避难与收容的场所。1937年8月,日军对上海闸北、虹口、杨树浦等地发起攻击,导致众多工厂、学校和民房遭受毁灭。当时,原沪东临青学校的一部分学生,在老师的带领下,躲进了租界,并在恩派亚难民收容所找到了暂时的庇护。孩子们自发集结,于难民收容所内向孩子们传授歌唱与阅读知识,同时亦走上街头进行演讲、歌唱与戏剧表演,并前往医院探望受伤的士兵。至9月3日,“孩子剧团”在恩派亚的收容所内正式宣告成立。他们足迹遍布各难民收容所、伤兵医院、工厂、学校以及街巷,积极举办各类抗日演讲、戏剧演出和歌唱活动。

震旦大学卢家湾校区早期建筑依次为:从左至右,依次是教授的住所以及图书馆,校长的办公室和土木工程的教学楼,化学实验室以及大礼堂,最后是学生的宿舍楼。

1937年10月,"孩子剧团"离开了恩派亚难民收容所,搬迁至上海国际救济会所设立的"国际第一难民收容所",即当年的震旦大学(现今的重庆南路227号“上海第二医科大学”)的操场之上。上海失陷之际,“孩子剧团”的22名成员毅然告别上海,踏上了漫漫长征之路。他们边走边宣传,边走边演出,从1937年到1942年,这群平均年龄不过十几岁的孩子们,行程累计超过8000公里,足迹遍布了八个省区的57个县市。他们街头演出了500多场话剧,被誉为在抗日战争的硝烟与血泊中绽放的一朵璀璨的奇花。

《申报》上发布了《怒吼吧,中国!》的演出宣传海报,该海报的图片来源于“上海黄浦”的官方微信公众号。

1937年,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金城大戏院暂停营业,转而成为收容难民的场所。到了1938年3月,剧院重新开始放映电影。在整个抗战期间,这里变成了一个秘密的聚会地点,文艺工作者们在此开展着不易察觉的抗战行动和宣传活动。邵迎建在其著作《上海抗战时期的话剧》中,详细记载了那段时期的“文化抗战”,比如《怒吼吧,中国!》在黄金大戏院的精彩演出。1933年,上海舞台上,左翼剧人演绎了这部剧作。同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周年之际,日伪当局策划了一场反英美话剧宣传活动。在这场以“打倒美英帝国主义”为口号的活动中,文艺工作者们借机表达了对日本侵略者的强烈愤慨。八年抗战结束后,1945年,梅兰芳在兰心大戏院重返舞台,以昆曲《刺虎》宣告了自己的复出。

在四面楚歌的“孤岛”之地,近千名中华儿女齐聚一堂,情绪时而激昂,时而热烈,台上台下,共同分享喜悦与忧虑。这已不再是简单的戏剧表演与观赏,更像是一场充满示威色彩的集体爱国主义行动。邵迎建对当时的上海戏剧予以评价,他指出,剧场不仅演绎了抗战时期的生活真相,为人们提供了庇护,同时也记录了他们的抗争历程。

让历史与当下重新连接

这些剧院历经战火洗礼,多次更替后,在上海的城市脉络中焕发出新的生机。黄浦剧场、长江剧场、国泰电影院等在更名后,以崭新的形式继续发挥着舞台的作用,而兰心大戏院则在多次修缮中坚守着自身的过往。今年五月,黄浦剧场荣幸地被纳入第十批二十世纪建筑遗产名录。面对众多如黄浦剧场般的建筑遗产,如何在现代使用中,同时传承它们过往的历史呢?

潘玥认为,这关乎“活态遗产”的传承议题。“建筑虽为物质形态,但其蕴含的记忆与精神却是非物质的。对于这些功能已发生变化的剧院而言,传承历史的核心在于唤醒其非物质文化价值,实现历史与现世的再度交融。”针对此观点,她提出可以从多个角度着手,“首先,最基础且至关重要的一步,便是在建筑显眼处设置解说标识。”这块标识牌不应仅仅局限于展示建筑的历史资料,而需借助充满感染力的文字,生动地叙述相关的具体故事。比如,可以通过扫描二维码,阅读一段关于上海“孤岛”时期的戏剧评论,观赏一张演出海报,甚至是一段演出片段。

其次,对空间的最高敬意,便是赋予其新的生命。潘玥指出,长江剧场与黄浦剧场至今仍是表演的舞台,这一现状尤为珍贵。现今,我们能够策划“抗战戏剧季”或举办“孤岛戏剧展”,重新演绎那些往昔的经典作品。如此一来,观众得以在同一空间内,穿越时空,与昔日演员及观众产生情感上的共通。“‘在场’的体验是任何书本和展览都无法替代的。”潘玥说道。

第三,需将历史故事巧妙融入建筑的新用途之中。例如,剧场的休息区与咖啡馆可以转变为微型展览馆,展示往昔的舞台照片、剧本手稿以及剧作家的生平资料。同时,将经典台词和道具元素巧妙地融入室内布局,使观众在观赏戏剧、享受消费的同时,不经意间便能邂逅历史。同时,针对黄金大戏院、恩派亚大戏院等在城市发展中已消失的建筑,潘玥提出应全面搜集相关文献资料,并通过虚拟技术手段,在线上实现对这些消失文化标志的重建。

上海这座城市的精神内涵,并非仅限于对“屈辱”和“悲情”的回顾,它更体现在“抵抗”的勇气、“坚韧”的意志以及“智慧”的运用上。潘玥提出,抗战时期的建筑群应当得到全面的保护和深入的研究,其中,剧场建筑无疑是这一领域中的一个关键部分。

恩派亚大戏院在1956年改名为嵩山电影院,而到了1994年,嵩山电影院则遭到了拆除的命运。这一信息来源于“上海黄浦”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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