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〇一七年八月，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了一本采用折经装帧的《张充和手抄梅花诗》。在这本诗册中，张充和以她那典雅的工笔小楷抄写了五十首梅花七律。诗中描绘了春风中的玉笛，素雅的梅花枝繁叶茂，每一笔每一画都流露出玉骨冰魂的韵味。她用细腻的笔触，将满纸满卷的粉愁香怨展现得淋漓尽致，那份古典的情致和细腻的情怀，如今确实难得一见。
王敬之先生是收藏《梅花诗》手抄本的人，他在诗册的“出版后记”中详细描述了诗册底稿的来源。1946年抗战胜利不久，有人在上海向王敬之先生的父亲推销一卷署名赵孟頫的《梅花诗集句》行草长卷。王父便通过充和向沈尹默先生请教这卷长卷的真伪。沈尹默先生鉴定后确认其为真迹。于是，老王先生用四十两黄金买下了这卷长卷，并且还将手卷借给充和进行临摹。充和完成临摹后，将原作归还，自己则保留了副本。六十年代，王家遭遇抄家，手卷被收归公有。七十年代，经历劫难后归还的却是与《梅花诗》毫无关联的赵孟頫手卷赝品，自此，《梅花诗集句》长卷不复见于世。八十年代，王敬之先生的父母在美国与充和重逢，谈及往昔之物，不禁感慨万千。老王先生夫妇回国之际，充和凭借手头所存摹本，重新抄录了《梅花诗》一册，并将之作为纪念，赠予旧友。此事发生于1992年2月，当时充和女士已步入八十高龄。
昔日好友所失的《梅花诗》长卷以行草书写，充和所临摹的《梅花诗》亦为行草体，或许是出于怀旧之情，或许是出于对记忆的留存，行草书体似乎比工整的楷书更为适宜。然而，这本出版的写本却偏偏采用了楷书字体，原因在充和在诗册之后所撰写的跋文中已有说明：“……我所临摹的版本虽未遭受秦灰的毁灭，却也残破不堪，前数十首诗均已遗失。”余尚书所书的一卷楷书，其中存在破损，部分内容已缺失。然而，充和女士于1946年所临摹的那四十多年后的行草长卷，损毁严重，缺失不少。幸而，她依据行草长卷所抄录的一卷楷书，保存相对完好。因此，这卷楷书《梅花诗》便成为了充和再次抄写诗作的典范。
二〇一六年六月，那卷曾在充和的跋文中被提及的行草摹本出现在了杭州西泠春拍上。全卷中收录了四十首诗歌，其中前十首正如充和所言，都已经“失落”了。这卷一尺高的手卷实际长度达到了十五米，据此估算，原本完整的摹本可能长度接近二十米。去年年底，在西泠的一次拍卖中，我购得的充和工楷《梅花诗》很可能就是她所提到的“余尚书楷书一卷”。约莫半尺之高，素笺红栏，未曾经过装裱。与出版诗集相较，文中多了几分王宠的温婉，少了些许魏碑的威猛。这已经存放了近八十年的老纸，触感异常松脆，我生怕多看一眼，急忙将其送去装裱。裱好的长卷超过八米，前六首梅花诗缺失了十几行，这或许是在一九九二年充和再次探访旧地后的三十多年间，手卷遭受蠹虫侵蚀的遗憾。而辞书出版社出版的梅花诗册，倒是可以为它填补这一空缺。自第六首起，诗册中出现的遗漏或书写错误，我都请谭然参照长卷上的正文本进行了相应的校对和补充。例如第六首的第五句，手卷上的原文是“冷淡自能招俗客”，但在诗册中“招”字被删去；第二十三首的第一句，手卷上写的是“瘦马羸童到处寻”，而诗册中将“马”字改为了“长”，与第二句“白云幽径夕阳林”相比，显然“马”字更为恰当，因为用“瘦长羸”来形容“童”并不符合古人的用词习惯，在简体字中“马”和“长”难以勉强对应，而在繁体字中则可能存在疏忽；第三十首的第六句，诗册上写的是“迹寄湖村向水溪”，手卷上则将“向”字误作“白”，参照前一句“梦回帷幄青冥上”，可以知道“青冥”与“白水”才是相匹配的一对。第三十七首中的第五句，其首字在诗册中有所缺失，而手卷上仅存“氵”部首，补充时在原卷上用铅笔添上了“詹”字，以此与下文相呼应。虽然“淡酒自能知我意”读来并不显得突兀，但查阅到的《梅花诗集句》原文中却是“淡泊”而非“淡酒”。至于下一句“清羸偏觉助禅心”，也只能推测“淡酒”原本就蕴含着“淡泊”之意。
《梅花诗》其六印本缺字，由手卷可知为“吹”
将“淡泊”误作“淡酒”，或许是笔误之故，亦或是行草转楷书时产生的疑惑。第二十九首诗的第三句中，第二和第六个字在卷轴和书籍中均未出现。经过查阅充和临摹的《梅花诗》行草照片，我才得知这两个字分别是“常招暗香来燕座”中的“招”和“燕”。其中，“招”字较为容易辨认，而“燕”字在临摹完成后，充和在旁边加了两点，然后又重新临摹了一次。我仔细辨认后，实在难以说这是否是“似曾相识燕归来”的感觉。
古人的诗词在抄写或转录过程中容易出现错误，尤其是行书和草书，辨识起来更为困难。即便是对熟悉的篇章，也只能根据原文进行推测。而在没有谷歌和百度等搜索引擎的年代，像这样的律诗集句几乎无法查阅。“集句”曾是古代文人的一种文字游戏，他们通过挑选前人诗篇中的旧句，拼凑成一首全新的诗歌。以诗册中的第十三首集句为例：
柴门月色向人新，（宋，陆游《述怀》）
雪点寒梅小院春。（唐，温庭筠《和道溪君别业》）
林下丰标许谁比，（宋，陆游，诗失考）
天涯风俗自相亲。（唐，杜甫《冬至》）
吴山佳丽全非旧，（元，周臻，诗失考）
衣食疏单不是贫。（唐，白居易《闲行》，原句为“单疏”）
若个高情能似我，（唐，韩偓《早起探春》）
此生真作葛天民。（宋，陆游《书喜》）
此等对仗工整、韵脚协调、平仄讲究的诗作，若能精心裁剪拼凑成五十首七律，实非寻常人所能具备的雅致情趣，更非寻常人所能掌握的技艺。
吴迪先生于二〇二二年以玉谿山馆为据点，选取辞书出版社出版的《张充和手抄梅花诗》作为蓝本，委托他人精心雕刻版面，并加以印刷，最终制成了一部精美的线装本《梅花律诗集句》（见下图）。此书由白谦慎教授亲笔题签，范景中教授的夫人周小英女史则挥毫撰写了跋文。周女史的小楷书法清秀高雅，其气韵丝毫不逊色于张充和。跋文中记载：“在康熙五十二年八月，罗景将汇集的古梅花诗分为前五十首和后五十首，分别镌刻于石上，并予以广泛传播。而这册中所收录的，正是后五十首的诗篇。”
罗景，辽宁籍，隶属于汉军正白旗，于康熙四十四年至康熙五十二年期间担任南阳知府。他运用双钩法精心临摹王羲之的行书，创作了梅花集句，并请人将其刻成碑文。然而，原碑现已不知所终。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在1994年曾出版过一册雍正年间的残拓本，内含四十三首诗作，其中前二十六首为绝句，编号从“三十四”至“五十”的十七首则为律诗，这些内容与充和诗册中收录的诗文完全一致。拓本之末，罗景亦附有跋语，言其：“每当闲暇之余，便摆放书籍，与几位好友吟诗作赋，其乐融融。然而，在风月酒席之间，独缺梅花环绕之景，不禁让人联想到为何郎避世。于是，他搜集了百首古梅花七言绝句，以供案头吟咏。”由此观之，《梅花诗》的确为罗景所编纂。那么，元代的赵孟頫自然无法创作出清代的集句，充和临摹的那幅行草长卷，所书之字虽为“赵体”，却非赵孟頫的真迹。沈尹默先生是否真的看错了，这一点难以断言。王敬之先生在诗册的后记中提到“沈公一言决疑”，而我阅读王先生所引用的当时情景与对话，却发现沈公其实心存疑虑。“‘这赵体的书法堪称上乘，如此分量之重实属罕见。’有人紧接着询问：‘这究竟是真是假？’沈公则反问：‘究竟是谁伪造的呢？我想不出在当时以及之后，还有谁能写出如此出色的字迹。’”’”沈公论的始终是好坏，不是真假。
在《梅花律诗集句》的跋文中，周小英女史曾提及，她依据充和所临摹的行草长卷，对楷书诗册中的缺失字进行了补充。我想，那十年前曾展露的行草长卷，或许已成了她的珍藏。于是，我斗胆询问，果真如此！令人欣慰的是，当年充和在沪所临的《梅花诗集句》行草卷以及所译的《梅花诗集句》楷书卷，都已重返上海。尽管历经风尘，已有八十年之久，这样的变迁在所难免。
二零二五年五月十六日于松荫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