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理与生活：清代的婚姻与社会》堪称一部全面剖析清代婚姻关系的史学巨著。该书中对清代婚姻中的地域性特征、社会性影响、童养媳现象、入赘婚姻以及寡妇再嫁等诸多议题进行了细致的探讨。作者运用多学科的研究方法，广泛融合了地方志、合同文件、家谱、文人笔记等不同类型的文献资料，通过众多生动的实例，对男子入赘、彩礼习俗、贫困导致的离婚以及贱民婚姻的禁忌等方面进行了详尽的记录，从而揭示了清代婚姻生活的真实情景，并重新构建了我们对于传统伦理与日常生活在关系上的认知。全书通过分析清代婚姻关系，详细展现了清代法律、伦理道德、现实生活与人情相互交织、错综复杂的社会面貌，为深入理解中国传统婚姻文化提供了极为珍贵的资料。
《伦理与生活：清代的婚姻与社会》一书，由郭松义撰写，并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
>>内文选读：
清朝女子离婚后的归宿
婚姻乃人生之重大事件，而离婚亦非等闲之选，尤其对于当时社会环境中的女性而言，它更直接影响到她们后半生的道路。女性一旦选择离婚，不仅要承受来自四周的舆论压力和带有偏见的态度，更严峻的是，由于大多数女性在经济上依赖或习惯于依赖丈夫，一旦离异，除非娘家愿意接纳并长期资助，否则她们将立刻陷入生活的困境。这种状况迫使离婚后的女性必须迅速作出再婚的决定。孙氏，丰润县直隶人氏，与玉田县刘士发结为夫妻，然而与婆婆相处不睦，最终被丈夫逐回娘家。不久后，她的父亲将她再嫁给了同县的董帼太。而那些无家可归的妇女，则需依靠丈夫为其操持再婚事宜。例如，宝坻县的田氏被丈夫韩国美休弃，她失去了归处。韩国美便委托熟人孙宗孔为她寻找新的归宿。在孙宗孔的牵线下，田氏改嫁给了赵聋子。赵东支付了100吊钱作为彩礼，这笔钱由韩氏接收，而赵氏原本所生的两个孩子，则被田氏领走。在妻子离婚并再婚的情况下，官府有时会作出判决。比如，之前提到的山西五台县的张富之妻高氏，以及甘肃张掖县的张雄之妻石氏，她们都因与他人通奸而被丈夫告上法庭，最终由官府裁决，允许丈夫决定她们的去留，之后她们才得以被丈夫安排再嫁。丈夫将她休弃，名声受损，尤其是涉及私情的事情，常常使得再嫁变得困难，有些人不得已只能成为妾室。直隶乐亭县的王永合的妻子沈氏，因嫌弃夫家贫穷，常常争吵，并私自回娘家，王永合无奈之下，只得休掉她，沈氏随后便成为了姓黄的富裕家庭的妾室。北京的张大妞，婚后与他人通奸，被丈夫郭三发现，写下休书后不告而别。大妞的爹娘年纪已高，无力抚养她，于是愿意用8两银子的价格，将她送往一位武职从九品低级官员的家庭中充当妾室。直隶巨鹿县的常氏，曾是王之实的妻子，被休弃后，因其性格凶猛霸道，无人敢娶，最终被一个无力成婚的陈更龙收为妻子。有些妇女在被丈夫休弃之后，一些心怀叵测的人便趁机行事，从事和贩卖的勾当。唐永发，因家境贫寒，经焦幅介绍，写下休妻文书，并按上手印，用60吊京钱将妻子赵氏休弃并卖给了张幅。张幅实际上是个拐卖人口的人，第二天就将赵氏带至北京教场七条胡同的王二家中，王二假意邀请媒人王四，用120吊京钱将赵氏转卖给了刘姓人家。王润堂，这位在北京西河沿以烹饪为生的男子，曾将24岁的女儿嫁给刘和，育有一女。然而，在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因家庭矛盾激化，他的女儿被休弃。不幸的是，有人借此机会设局，假借择偶之名，将王氏卖至朱毛胡同，那户人家以“马猫”著称，迫使她沦为妓女。值得一提的是，像王氏这样屡遭嫁卖或沦为妓女的情况，绝非仅限于上述两例。
妻子遭受休弃后，寻求再婚之路，却频繁遭遇官府的嘲讽。宝坻县的刘氏，由于丈夫陈孟龄“行为不端”，她曾多次进行劝诫，却反遭陈孟龄视为故意刁难。到了嘉庆二十一年（即公元1816年），陈孟龄遂将刘氏休弃。刘氏返回家中后，意识到父母亦面临困境，于是向官府提交文书，请求获得再婚的机会。该县主却误以为“被丈夫休弃，意图改嫁，父母可出面说明，该氏自行提出，实属无耻”，于是批示要查清刘氏被休的具体原因，是否出于双方自愿，颇有借此加罪之嫌。这种情况与一些妻子因丈夫外出多年音信全无，请求再嫁却遭遇某些官员的刁难，颇为相似。
在查阅到的资料里，提及了两位女性在婚姻破裂后选择了出家为尼的道路。这两位女子均来自四川巴县，其中一位便是之前提到的罗氏。罗氏因对丈夫卢顺逼迫她从事卖淫活动感到极度不满，遂提出离婚并出家为尼。为了彰显其坚定决心，罗氏甚至向县官递交了结状。
卢罗氏向老爷呈递具结状，目前正就结状事项在老爷面前陈述。她指控勒良沦为妓女，并控告卢明山及其丈夫卢顺强迫勒良成为妓女。经过恩准审讯，前龚主讯问时情况属实，卢罗氏已经离婚，剃发为尼，自愿具结并在结状后附上备案。若她日后还俗，自愿承担罪责，结状内容真实可靠。
乾隆五十八年八月廿五日具结状人卢罗氏十批:存
秦姓女子，双亲已故，经历前夫离世，生活陷入困境。乾隆四十八年（即1783年），她与从湖北麻城迁至重庆开设店铺的徐以仁再婚，成为其妾室。翌年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三月，秦氏随徐以仁一同关闭店铺，返回故乡，却遭到婆婆的排斥。无奈之下，徐以仁将秦氏卖作他人之妻。秦氏以逼迫出嫁为由将此事告至麻城县，经过官方审理判决双方离婚，徐氏于是便在玉皇殿剃发成为尼姑；仁则将秦氏当初出嫁时所携带的金银财宝等物退还，共计240两银子，作为她日后生活的经济来源，并且双方各自立下结状，此事被记录在案。
某些女性在遭受丈夫遗弃后，承受了巨大的压力，难以承受，最终选择了结束自己的生命。例如，直隶束鹿县（现今的河北辛集市）的谷氏，因私情败露被丈夫休回，回到娘家后自缢身亡；大兴县的邵氏因患有痰迷症而被丈夫赵三元遗弃，尽管有人策划让她再婚，但邵氏仍然感到绝望，最终选择投井自尽。也有女性遭受休弃后返回娘家，其父母和兄弟觉得难以承受这等耻辱，竟然逼迫女儿、姐姐或妹妹走上绝路。比如，山西灵石赵氏因窃取钱财被丈夫张翔鹄休弃，赵氏的母亲赵张氏感到羞愧和愤怒，竟然产生了勒死赵氏的念头，这种情况颇具代表性。
为了阻止丈夫休妻或离婚，妻子及其亲友们通常会想方设法进行干预。例如，直隶南和县的张认宗在发现妻子魏氏行为不端后，便将她休回娘家。魏氏的母亲黄氏带着女儿亲自前往张认宗处，不仅赔礼道歉，还要求魏氏发誓不再与情人交往。然而，张认宗因面子问题，不得不撤销了休妻的决定。但有时这种调解并未成功，反而导致了悲剧的发生。在乾隆年间，广东开平县（今开平市）发生的一起事件颇具代表性。该案件的情况大致如下：李宣满，年方十九，与徐氏结为夫妻已有两年，但尚未有子嗣。宣满家境贫寒，食不果腹，徐氏对此多有抱怨，夫妻间争吵频发，徐氏甚至声称要出家为尼。到了乾隆四年（公元1739年）七月二十五日，徐氏在未告知丈夫的情况下离家出走，途中遭遇大雨，遂于某村旁的老妇人伍氏家中暂避。宣满察觉到徐氏失踪，立刻前往通知他的妻兄徐琏昌，希望他能一同协助寻找。到了二十六日，在伍氏家中找到了徐氏并将其带回。宣满担心可能还会出现后续问题，于是要求琏昌将自己的妹妹另嫁他人，并索回彩礼。然而，琏昌不愿拆散兄妹，便向宣满提议双方都立下断绝关系的文书。以下是徐琏昌向李宣满出具的断绝关系的全文：
徐琏昌果断与人订婚，承继父意，妹妹许配给李宣满为妻。然而，妹妹不守妇道，偷偷逃往他处，两家合力仔细寻找，才得以将她找回。宣满担心后续问题，不愿收留，让琏昌将她带回，另寻配偶，并索回彩礼。琏昌不忍心离婚，两家互相劝诫，重新订立婚约。今后若有人诱拐逃走，双方均无责任，既不涉及李宣满，也不涉及徐琏昌。至于上吊、自刎、投河、坠井等极端行为，则归咎于天命。此系二家相爱相望，百年偕老。今欲有凭，立断约各执一本为照。
徐琏昌提出了解除合约的申请，作为对此的回应，李宣满亦向徐琏昌提交了一份与之内容相近的解除合约文件。
李宣满果断地定下婚约，承继父亲之命，迎娶徐氏为正室，然而徐氏未能恪守妇道，私自逃往他处。两家合力细致搜寻，终于将其找回。两家互相警示，至今未曾改变。两家担心可能产生的后果，因此特别订立断约。若今后有人重蹈覆辙，被诱拐而逃，消失无踪，与琏昌无关，也与李宣满无关。至于上吊、自刎、投河、坠井等极端行为，均属天命安排。这标志着两家相爱相守，愿共度百年。现欲有所凭证，特订立断约为证。
徐氏的命运似乎已被两份断约所注定，她此后只能遵从丈夫与兄弟的安排。尤其是在签订断约后的两个月里，由于夫妻间的再次争执，徐氏回到了兄长的家中，却不幸被嫂子挽留。当琏昌外出归来目睹此景，他严厉地斥责了徐氏，并要求她立刻回家。这让徐氏深感在夫家居住不愉快，而娘家也无法再回，更别提其他任何可能性了。在绝望之中，她心中滋生出杀害丈夫的恶念，企图借此摆脱束缚，于是她将砒霜掺入饭中，致使李宣满中毒身亡。案件爆发后，徐氏因犯有故意杀人罪，被判处极刑。原本一桩本可通过沟通解决矛盾的案件，却因双方在观念上的固执，拒绝离婚，最终导致了双方同赴黄泉的悲剧。王氏嫁入王家，发现家境贫寒，且丈夫王三智力低下，她多次试图摆脱这种束缚，寻找新的生活出路。在光绪三十二年（即1906年）六月二十六日，王氏背着丈夫逃离了家。然而，七月初三日，她被王三找回，并遭到了他的责打。第二天，王氏再次逃回了自己的娘家，但不幸的是，她的哥哥王立国又将她送了回来。在绝望中，王氏于当晚吞食了盐卤，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夫妻离异，一方面，给双方，尤其是女性一方，带来了无尽的痛苦和利益的损失；然而另一方面，社会对离婚的压制，使得原本难以修复的情感关系仍然维持，这种状况同样可能导致矛盾激化，引发悲剧。有人认为，“诗书门第中，再婚与离婚现象极为罕见”。似乎这种矛盾在官宦世家并不存在，但这显然并非事实。他们在处理这个问题时，由于各种复杂的关系，不得不压制住自己的情感，更多地运用理智来行事。原因在于，在这些家庭里，子女的婚姻往往具有相互攀附的含义，一旦发生离婚，不仅会引发两家之间的不和，甚至可能对两个家族的姓氏关系造成影响。再加上这其中还涉及到家庭教养、闺房隐私等方面，这些都不宜公之于众，因此，只要能够忍耐和化解，也就算了。并且，在那些士绅官宦之家，夫妻关系若是出现不和，丈夫往往会通过纳妾来寻求缓解。只要丈夫的压力得以释放，深居闺阁的妻子通常也不太可能引发大的争吵。当然，也有人对此持反对意见，认为不应该无端地忍受。正如之前所引用的方苞之言，他就明确指出“人道的缺失，大多源于此”。方苞的言论主要从男性视角出发，他认为，即便是绅士官僚之家，在应当休妻的情况下，也应允许休妻，否则便是纵容某些女性对丈夫、公婆施加威压，这无疑会助长恶行。著名的思想家李塨，也因为无法休妻而深感苦恼。他在14岁时迎娶了同县的一位生员王蕴奇的女儿为妻，不幸的是，王氏的命运多舛，仅两年便离开了人世。此后，他又迎娶了马氏为妻。马氏陪伴了他半生，但两人的感情始终未能达到融洽。雍正六年（1728年）六月，马氏去世。他对长子习中（吕氏所出）表示：“这件事，你们可以选择不按照母亲的身份来安葬她，也可以选择给予她厚礼，按照母亲的身份来安葬。”李塨虽然这样说，实则是出于无奈，但真正感到痛苦的是马氏。因为李塨至少可以选择将她冷落一旁，再纳妾生子，享受家庭的欢乐。马氏遭受丈夫冷落，家中空寂无依，又因无子女而孤独度日，终其一生。因此，方苞的言论与李塨的行为对女性来说依旧显得不公。相较之下，钱大昕提出的夫妻关系破裂后可离婚再婚再娶的观点，显得更为公正合理。他言道：
夫妻，本是人情相合之理……然而，共同生活却常因志趣不合而出现矛盾，真正能够安于道义和命运的，实在是寥寥无几。古代圣王制定的婚姻观念，认为符合道义则保留，不符合则舍弃，以便坚守妇道的人能够保持对丈夫的忠诚，否则宁愿放弃夫妻之爱，也不愿违背骨肉之情，因此女子出嫁称为归，即使被休弃也称其为归……弃妇的行为，不仅是为了保全丈夫的名誉，也是为了保护妇女自身的尊严……因此，父母兄弟之间不可违背道义，而妻子则可以休弃，休弃后可以再嫁，不应被视为失节……如果女子在乡里出嫁，仍然可以算作贤良的妇女，没有必要强迫她留下，以免夫妻关系变得痛苦。
钱的观点既大胆又充满理性，然而，受限于当时的时代背景，这样的言论很难在现实中得到体现，大多只能停留在理论层面。然而，对于士大夫阶层而言，这无疑是一项艰巨的任务，而对于普通民众来说，相对而言则要容易得多，因为众多离婚案例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这或许是因为，在礼教与现实利益面前，他们无法承受更多的虚饰，现实的需求促使他们做出实际的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