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构建“大国”，我们亟需发展“大城”，正是基于这一理念，陆铭创作了《大国大城》一书。
在数年之后推出的续作《向心城市》中，陆铭对“大城”这一概念进行了更深入的剖析：人口从乡村向城市汇集，从小城市向大城市集中，以及从城市周边向核心区域集聚。这里的“心”不仅指代了地理上的中心位置，更象征着人们内心的聚集所在。
陆铭将活力、宜居、和谐视为向心城市的三大核心要素，而贯穿其中的始终是“人”——人们对于见面、交流、消费以及创造的渴望。无论是城市间的流动还是城市内部的动向，其背后都可以追溯到人的需求，“这些规律的本质，是普遍的人性”。
评估一座城市的生机与实力，洞察当前所面临的挑战乃至困扰，一个极为关键的观察角度，实则源于对“普遍人性”诸多需求的洞察。满足这些需求与否，其结果差异显著。人口集中、产业分布、城市改造、消费激励，无不如此。
在与解放日报·上观新闻观见工作室的交流中，陆铭经常谈及“人”这一话题，而与“人”紧密相连的一个字便是“放”——放低门槛、摒弃陈规陋习、放宽一些不必要的限制，这样做无疑更有助于释放出一个充满活力的城市。
陆铭，身为全国政协委员，同时担任民建上海市委会的副主委。他还是上海市“十五五”规划专家咨询委员会的成员，以及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的特聘教授。此外，陆铭还身兼上海交通大学中国发展研究院院长的职务，并且是上观智库的特聘顾问。
超大城市并不是“天然避孕药”
观察发现：你指出城市人口向大都市集中的趋势难以逆转，然而，近年来大城市普遍面临“人口焦虑”的困境。先前人们担忧人口过多会导致城市问题，如今人们认识到城市的生机与活力源于人口，但老龄化加剧和出生率下降的挑战却愈发严峻。
陆铭提到，民间普遍流传着一种观点，认为大城市如同天然的避孕药。然而，这一观点并不全面。实际上，出生率的降低，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人口流动导致原本生育率较高的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导致生育率显著下降。然而，在这批流动人口中，那些流向大城市的群体，其生育率的下降速度并不像想象中那么快。
观见：为什么？
陆铭表示，初见这份数据分析结果时，他同样感到困惑，按理说大城市的生活费用应该更高，为何人们却不生孩子呢？经过深入探究，我们发现真正的原因在于，大城市提供了丰富的就业机会和较高的收入水平。这样的高收入足以支撑养育更多的孩子，而孩子成年后也能赚取更多收入，从而帮助父母养老，抵消大城市高昂的生活成本。我们将这种现象称作“收入效应”。国家需充分发挥大城市的职能，以使更多的人能够赚取更高的报酬，从而减轻生育率降低的困境。
然而，若是一座大城市的租金和房价过高、落户条件严苛、孩子入学变得极为不易，那么所谓的“收入效应”便会大打折扣。大家观察到大城市生育率偏低，并非单纯因为城市规模庞大，而是由于在政策层面，降低居民生活成本的努力尚未充分展开。
观见：是否有人为的门槛因素？
陆铭指出，珠三角在这一领域表现尤为出色。2024年，广州的人口增加了超过15万，而深圳的人口增长则接近20万。这种现象的产生，经过深入分析，主要归因于他们在户籍制度改革上采取了更为宽松的政策。
广州已取消积分入户政策中对学历的限定，不论学历高低，只要满足居住年限和社保缴纳年限的条件，即可实现落户。此外，积分入户的名额限制也被取消，这标志着“真正积分入户”的实现。加之当地居民生育观念相对开放，城市因此显得更加充满生机。
观察发现：近期众多城市纷纷降低准入标准，您持续倡导户籍政策应进一步放宽，乃至全面放开，这一进程是否已经进入成熟阶段？
陆铭提到，作为智库的一员，我们近期正探讨户籍制度转变为常驻地登记制度所面临的种种阻碍。显而易见，我国未来的发展大势必然是打破这一瓶颈。在此过程中，众多特大城市和超大城市已率先启动积分落户制度的改革，广州与深圳更是走在了前列。那么，上海是否也应深思，如何在此次改革浪潮中扮演好“先锋”的角色呢？
在去年的那次关键政策研讨会上，我指出，上海面临的人口状况已经变得极为严峻。我国的老龄化问题尤为突出，而相较之下，其他地区的青年人口却在积极增长，他们的门槛相对较低。我们有必要进一步放宽思想。
若上海放宽落户条件，使那些实际上已在沪稳定工作与居住的人群迅速实现市民身份，那么他们在就业、消费等方面的行为将随之改变，这也会对尚未来沪的人产生期待——他们预期到上海后能轻松落户。与此同时，若我们进一步提高住房、教育等配套设施水平，无疑将促进产业和消费的增长。我坚信，凭借上海自身的魅力，青年劳动力将不断涌入，一旦安置得当，无需担忧其活力，更无需忧虑人口老龄化问题。
不要把服务业与制造业对立起来
观察发现：与民众生活紧密相连的议题集中在产业领域。目前，制造业对劳动力的依赖程度正逐渐下降，大部分就业机会实际上是由服务业所提供。那么，是否可以推断，在中心城市以及城市的核心区域，服务业将占据主导地位？
陆铭指出，我们必须对“十五五”期间的一个显著趋势保持警惕。目前，上海服务业的比重已超过70%。随着经济水平的不断提升，以及城市间分工的深化，服务业不仅将成为城市经济的主导力量，其占比还将持续上升，甚至可以说是必然会有所增加。
上海的“五个中心”中，除了经济中心外，其余的金融、贸易、航运、科创四大中心，其核心均为服务业。当前众多创新成果，诸如技术研发、商业模式创新，亦多源自服务业。在资源有限的前提下，我们必须优先确保服务业的发展，否则将违背“五个中心”的职能定位。从长远视角出发，着眼于未来十年乃至二十年的发展，若上海能够跻身东京、纽约等国际大都市的行列，其服务业在整体经济结构中的占比无疑将远超当前水平。
观察发现：然而，近期超大城市对制造业的重视程度显著增强，将其视为发展的基石。众多地区更是为制造业在整体经济中的比重设定了最低标准。据我们所了解，您对此持不同意见，是吗？
陆铭表示，当前在核心城市推动制造业的进步是有其合理性的，然而他并不赞同设定一个特定的比例。无论是15%、25%还是35%，一旦确定了这样的比例，就可能将制造业与服务业置于对立的位置。那么，它们真的是对立的吗？显然不是。
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它们之间是否能够相互促进？我进行了一次企业调研，这家企业专注于人工智能领域，其终端产品在统计上被归类为制造业。我询问他们是否涉及销售和广告业务？他们回答说，他们每年都会举办一场人工智能大赛，并为此成立了一家服务型企业。若仅从提升制造业占比的角度来看，那么我们是否应该停止举办这场人工智能大赛呢？
在消费领域，上海致力于成为全球消费中心，其中，服务性消费占据了主导地位——当你购买商品时，除了商品，还能购买什么？有哪些是唯有在上海才能购得，别处无法获得的？显然，重点在于服务性消费，一旦从事这一领域，其成果便会被计入服务业的统计之中。反之，制造业构成了服务业的原材料，发展服务业无疑对制造业大有裨益，例如，开设餐饮业时，是否需要购置桌椅？而从事教育、医疗行业，是否也需要这些中间产品呢？
再以一例说明，某座大都市中存在一家国有企业，该企业提出疑问，是否可以将自己的生产设施迁移至其他省份？然而，该提议并未获得大都市的批准。即便如此，大都市的制造业占比依旧偏高，然而，这家企业的整体竞争力，即其在全行业中的竞争力，是否有所下降？这主要是因为生产成本的上升。
观察发现：反之，若生产性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占比较大，这或许正反映出我国制造业的雄厚实力。
陆铭指出，像上海这样的城市，制造业与服务业相互融合的发展态势尤为突出——制造业的进步带动了相关服务业的GDP增长，其增速甚至超过了制造业本身。然而，我们是否应该为了提升制造业在整体经济中的比重，而牺牲服务业的份额呢？这显然是不现实的。
我们并非反对制造业的发展，特别是在郊区设立先进的制造业，这在当前阶段尤为关键。然而，我们必须坚持一个原则，那就是制造业的发展应当通过增加新的生产要素来保障，而非与服务业争夺资源。我坚决支持这一观点。然而，若是在既定资源总量有限的情况下，通过挤压服务业的土地和空间来推进制造业的发展，我则持反对态度。
观察发现：近期，上海再次重申了“都市工业”的重要性，部分人将其解读为“工业重返都市”的信号。这让我不禁联想到，几年前，众多中心城区纷纷提出要让“科技创新”重新融入城市。对于这种“回归”，您有何看法？
陆铭指出，当前的创新模式与过往迥异。在工业化时期，创新主要在实验室和研发部门进行，形成了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而如今，创新呈现出分布广泛、规模较小、内容综合以及边界模糊的特点。有时候，仅仅是不同企业的员工聚在一起喝咖啡，两位大学教授互相拜访，或者一次职业跳槽，就可能催生新的创新组合。
科技创新代表着创新，商业模式的革新同样属于创新范畴，每一个新的解决方案、每一个独特的文化创意构思，亦算作创新。这些创新共有的特性在于，它们都要求人们之间进行频繁的会面，以及产业链上下游之间的密集交流。因此，相应的空间布局和规划，理应围绕便于交流这一目标展开。
观见：这就是中心城区的优势了。
陆铭指出，在中心城区，众多以咖啡馆为代表的“第三空间”扮演着重要角色，它们汇聚了众多创新和商务活动。在调研过程中，我发现许多初创企业并非如人们所想，选择在远离市中心的写字楼办公，相反，它们更愿意承担高昂的租金，在市中心的破旧小楼中租下一处办公场所。众多创业者表示，在选择租赁办公场所时，他们首先会关注周边的咖啡馆与餐馆，因为不少企业的接待室、会议室等场所，实际上便设立在这些所谓的“第三方空间”之中，这样做不仅节省了租赁费用，而且便于大家之间的交流互动。
掌握这一逻辑，我们便能解答何为科创回归都市。这并非仅仅指在市中心建设创业园区，更要关注那些数量众多、规模较小、处于初创阶段的小企业，它们零散地分布在城市中心，利用便捷的交流环境。其中关键的一点，就是人与人之间需要面对面交流。
此外，还需提及一点，过去各地普遍青睐制造业，其背后一个重要因素是制造业能够带来丰厚的税收收益。然而，中央政府已明确指出，税收统计应基于经济活动的真实发生地，税收体系应逐步从生产型税收向消费型税收转变。因此，制造业在税收中的增值税占比将有所减少，而消费税的比重将相应增加。对于大城市而言，税收的主要来源将转向人口和客流，即人口数量和客流量的大小。
优化场景的关键，是减少限制性措施
谈及消费问题，它已成为当前经济发展的首要任务，或许正因为如此，公众对于“人流量”的重要性有了前所未有的认识。目前，各地纷纷推出消费刺激政策，从人的视角来看，对此您有何看法？
陆铭指出，消费与人口的数量、分布密集程度以及流动状况紧密相连。以上海为例，尽管人口数量目前呈下降趋势，但流动量正在逐渐回升，人口密度也有所回升。在当前阶段，我们一方面需努力改变人口减少的态势，另一方面则需在流动量和密度方面继续下功夫。
上海流量的很大一部分，源自国际游客和出差人士，然而对于这部分人群的服务配套尚显不足。在抵达的第一站，机场的休息区与购物区都显得极为紧缺。相较之下，外国机场甚至能提供睡眠设施，而我国的机场，之前连椅子都显得严重不足，更别提躺下休息了。当然，近期浦东机场宣布将增设旅客过夜休息区，这无疑是一个积极的转变。购物活动仅限于选购少量食品和免税商品，而大量可用空间未被充分利用，且在价格方面并无明显优势。
自抵达机场踏入市区，上海的涉外语言服务水平在国内堪称佼佼者，然而与纽约、伦巴第等国际大都市相比，仍有较大差距，众多指示牌存在错误。为此，我曾向相关部门提出一个建议——出资二十万元人民币，设立一项奖金，鼓励在沪的外国留学生及英语专业学生协助纠正上海的外语标识错误，确保问题得到妥善解决。
观见：主要是环境问题。
陆铭提到，城市不仅需要硬环境，还需要软环境。随着我们逐步迈向服务消费时代，服务消费与商品消费存在显著差异。首先，消费者必须具备经济能力；其次，他们还需要拥有充足的时间。当前，人们要么忙碌不已，要么自愿加班，这种状况如何能促进消费呢？因此，我认为上海这样的城市应当率先强化劳动保护措施，要么在加班时支付报酬，要么取消加班制度，绝不能既要求加班又拒绝给予报酬。务必严格执行带薪休假的相关规定，确保大家不必仅在“五一”、“十一”等节假日时段外出旅游。
还有一条，释放服务消费的潜力，要优化消费场景。
观察发现：在各地，此类尝试并不少见，诸如外摆摊位、夜间集市、临时步行街等活动频繁出现。然而，在个别地区，人为营造景观的痕迹较为明显，且效果参差不齐。对此现象，您的看法如何？
陆铭指出，在改善消费环境的过程中，关键不在于单纯增加新的元素，而应当着重于削减那些束缚性的规定。
我持有这样一个看法，尽管常受到指责，但我依然坚信——关于“缺钱”的话题我们谈论得很多，然而对于“手头宽裕却不知如何消费”的问题，我们讨论得却相对较少。即便是收入并不丰厚的普通民众，他们同样具备消费的能力，比如在公园散步之后，他们可能会想要用餐，但却往往难以找到合适的消费场所。进一步探究其原因，会发现诸多限制因素。
因此，“放宽限制”显得尤为关键。以一江一河为例，在实现互联互通后，除了供人跑步、散步，是否可以考虑增设咖啡馆、餐饮场所？谈及演唱会经济，演唱会结束后正是消费热潮的高峰期，那么我们是否可以不强制规定，必须在半小时内清场？此外，上海的地铁末班车是否可以适当延长运营时间，公共卫生间是否可以延迟关闭时间？
我依旧坚持我的观点，并非完全没有人、没有消费需求。只需进一步放宽思想，在管理上给予更多空间，需求便会自然显现。
